班会剥夺她的自由似的。她不想回家，害怕面对慕达夫，因此她总比别人晚一到两个小时下班，还故意把回家的车速降了又降，仿佛这样做就能用时间换空间，最终会赢得抗战的胜利。有两次，她在半路转向，直接把车开到父母居住的楼下，但只停了几秒钟便把车开走，因为她觉得面对父母比面对慕达夫更难受。在她眼里，父母只剩下滔滔不绝的嘴巴了，他们的嘴巴也不是嘴巴而是教育工具，都几十年了还像她小时候那样轰鸣，连内容都不改一改，仿佛儿童与成人用的是一本教材。风从车的右窗吹进来，摸一把她的脸蛋后从左窗吹出去，它们带来了公园里树木花草的信息。她闭上眼睛，想在这里睡上一觉，可她一闭上眼睛脑子就转得飞快，就像汽车关掉其他功能后空调变得更冷。

    她想为什么要割腕？尽管跟慕达夫和邵天伟分别说了理由，但她怀疑那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或者说不够准确，可以蒙混他们却仿佛不能说服自己。难道我真的病了？没有，我认为没有，因为我看得见边界，看得见画在周围的金光闪闪的白线，知道那是不能跨越的界限，知道哪里是康庄大道哪里是危险的悬崖，哪些可以触碰哪些触碰不得，也就是说我尚有控制自己的绝对能力。既然自认为能够控制自己那为什么没有控制住刀片？她回忆那个片段，已经回忆N次了，就像反复播放作案现场的监控录像，必须从中找出蛛丝马迹——那天深夜，她睡不着，拉开床头柜抽屉找助眠药，发现抽屉里竟然有一把老式剃须刀。这把剃须刀是她多年前给慕达夫买的，当年她还拿着它帮他剃胡须。但自从他改用电动剃须刀之后，它就像个低调的逃犯，缩头缩脑地躲在抽屉的角落，没人在意。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因为要说清这个目的非常之难，也不可信，唯一合理的也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就是无聊。她无聊，反正也睡不着，就打开盒子，发现刀片还卡在架子上，看上去锋利依旧，便用它来刮手上的汗毛，没想到刮着刮着手一偏，刀片就把手腕子割破了。可这个版本谁信？人人都喜欢高大上的理由，事事总得有个理由，如果没理由许多简单的事都说不清楚。

    她认为这绝对是一次意外，如果有别的想法，那我为什么不把刀片卸下来直接割？为什么不割得深一点更深一点？当然她不排除“夏冰清式割法”，割是为了给对方施压。她之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原因是她割完后竟然哭了。哭不是因为痛，而是想引起他的注意，但每每这么一想，她就一万个不服气。我为什么要引起他的注意？我都跟他订了离婚协议为什么还要引起他的注意？难道我还留恋他不成？所以，她更愿意相信哭是因为孤独。许多事一想就通，许多事越想越堵，就看你的落点在什么地方，仿佛赌钱有输有赢，胜负就看你何时离开牌桌。一个小时过去了，她重新启动车子，一边开一边告诫自己不要生气，而且也犯不着生气。

    回到家，她看见慕达夫在客厅收拾行李，拉杆箱里整齐地码着五个分装袋。她想问他去哪里出差？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好像一问就表明她还在乎他，怕他得意或对婚姻仍抱幻想。他微微一笑，说美女回来啦。她很开心，差点报之以微笑，但笑容在爬上脸蛋的瞬间忽然熔断，立刻变成幸好没有受骗上当的表情。他不管她的表情，仿佛自言自语：唤雨在外婆家，红茶我给你泡好了，如果想吃夜宵我给你煮，洗澡水六十度，冰箱里有我刚买的冰淇淋，唤雨这次数学测试考了九十六分，你爸说有空给他打个电话……她在他的汇报声中脱鞋，放包，洗手，进卧室，换衣服，始终一言不发。当她从卧室出来时，她才发现箱子是她的。她说你出差干吗用我的箱子？他说这是我帮你准备的，你们明天不是要去兴龙县吗？

    “谁告诉你的？”她感觉一股无名的火气直冲脑门，好像自己被谁出卖了。他停住，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好像她发火在他的意料之中。她不喜欢这种没有表情的表情，就像不喜欢没有态度的态度。“谁告诉你的？”尽管她知道是谁告诉的也还要问。“难道你出差是机密吗？”“不是，可我不喜欢你在我的身边安插间谍。”她打开箱子，把码得整整齐齐的分装袋一个个拎出来摔到沙发上，仿佛这股无名的火气是这些分装袋引发的。

    “人家一片好心，说你办案太忙了，让我帮你准备准备。”他解释。

    “以前我出差你帮我准备过行李吗？”她问。

    “没有。”他说。

    “所以我不适应，尤其不适应有人突然对我好。如果有人突然对我好，我会怀疑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况且，你也不知道我想带什么，我要带的东西必须由我一件一件地整理，这个习惯你不是不晓得。”

    “虽然没有你考虑得周到，但我已经尽力。”

    她打开第一个分装袋，里面装着她的化妆品和护肤品，一样都不少，一样也不多，量也刚好。她打开第二个分装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