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也太长了。邵天伟说慕教授，有话请直说。他犹豫着，掂量下面的话该不该讲？答案是不该讲，但不讲他又担心冉咚咚的身体，于是他强迫自己，说你冉姐最近有点累，请你帮我判断一下，她继续办案合不合适？

    “我从来没见她累过，尤其是办案的时候，年轻人都熬不过她的身体。”邵天伟说。

    “那是体力，我指的是精神上的疲劳或者说心理感冒。”慕达夫用右手食指敲了敲右侧的太阳穴，“近期她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比如敏感多疑，情绪低落，经常发呆，记忆不好，思维迟缓，脾气暴躁或喜怒无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什么的……”

    “你说的不就是精神病吗？这跟冉姐一条都对不上。她思路清晰，既克制又理性，比我们专案组的任何人都冷静。她记忆力超好，嫌疑人的照片过目不忘，询问当事人的每句话好像都记得。她不仅对案件走势有准确的判断，而且还善于发现被人忽略的细节。她从来不对同事发脾气，也不说谁的怪话，包括竞争对手。工作之余她有说有笑，经常请我们聚餐，还组织大家唱歌。在我看来，没有比她更完美的了。”邵天伟一边说一边想词，自认为概括得相当准确。

    “最重要的一条你没回答。”慕达夫想这小子挺聪明。

    “干我们这一行的谁要是不敏感，基本上都会被淘汰，而多疑是办案的优点之一，就像你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有疑，否则你根本就破不了案。”

    “可是昨晚，”慕达夫做了一个割腕的手势，“她让我揪心。”

    “不可能。”邵天伟忽地睁大眼睛，仿佛被吓着了。

    “所以我很矛盾，告诉你吧，肯定会影响她在专案组里的威信，而且家丑外扬，不告诉你吧，我又拿不定主意，疑虑有三：万一她发病会不会影响办案？再这么熬下去她的身体扛不扛得住？我要不要找专案组的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千万别乱讲。首先，她没有你说的那些表现；其次，现在是办案的关键时刻，如果你反映不当领导把她调走，那这个案可能又要变成悬案。你们知识分子天生就有正义感，难道你希望凶手逍遥法外吗？”

    “不希望，但任何家庭都承受不起疾病的折磨，所谓幸福都以健康为前提。”

    “她的健康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负得起。”

    “你怎么负？”

    邵天伟被问傻了，他只顺口一答，却没想过怎么负责。看着慕达夫咄咄逼人的眼神，他忽然明白平时脱口而出的语言根本就经不起追问，只是说惯了，听惯了，以为拿来一用就可以搪塞和应付，就像说“没关系”“放心”“啥都不用说了”那样。但慕达夫偏偏不吃这套，他是整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对每个字词的含义都要认真检验并落实到位。邵天伟尴尬了，因为这个责任他压根儿就负不起。他说我得想想。慕达夫说我特别在乎你的意见，这事我不可能再找别人商量，包括她的父母，他们平时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哪经得起这个刺激。如果她的情绪有波动，麻烦你及时告诉我，另外，拜托你在工作中帮我照顾照顾她。说着，慕达夫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过来。邵天伟问这是什么？慕达夫说一点活动经费，用于请她吃饭唱歌什么的，总之是让她开心。邵天伟把信封推回来，说你一个教授，怎么动不动就用钱来解决问题？

    这话把慕达夫戗得脸都红了，他捏着那个信封像捏着自己的尾巴，递也不是，收也不是。他说夫妻为什么称对方为另一半？因为他们合起来才算完整，也就是说这一半生病了那一半也会痛，她失眠我也失眠，她吃药我也吃药。看着她紧张焦虑难受，我急得直跳脚。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承认自己有病，也不愿接受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只能事事顺着她，在外围悄悄地做点缓解她压力的工作，还不能让她知道，就像跟领导打球或下棋，即便输也不能输得太明显。她的情绪是我生活质量的晴雨表，客观地讲，我的生活质量不高。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快变成高压锅了，每天都想爆发。但男人嘛，手劲大，锅盖也就拧得紧一点。每天我都在想如何才能让她像从前那样快乐？只有她快乐我们全家才快乐。可是，我找不到让她快乐的钥匙，连跟她交流都有心理障碍，因为她宁可相信任何人也不愿相信我。我历来都鄙视用钱解决心理问题，但当别的办法都尝试无效后，才发现钱也许是办法之一。如果你把这钱拿着，那就相当于答应帮我，让我心里产生一点希望，希望在你的帮助下她的病会好起来，没准真的会好起来。

    “行吧，那你先把钱放我这儿。”邵天伟看见慕达夫说得眼眶都红了，不好意思再拒绝。

    第二天早上，邵天伟一走进办公室就先瞄冉咚咚的两只手，可她穿着制服，无论他怎么瞄也瞄不到她手腕子上到底有没有割痕。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