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我回到了忠于我的北京城。

    北京城一如既往的冷，空气又干又差，飞尘漫天。

    也许应该把蒙古诸部犁庭扫穴，在草原上烧荒，然后中满树。

    因为九边的总兵年年烧荒，长城一线只要一烧，北方就会水土流失，土地变为荒漠，麦秆野草化作飞灰，直接南下关内，弄得北京城几乎不能住人。

    在这个王朝初年时，这是用于防备鞑靼人入侵的必备手段，而且那时赛里斯皇帝的皇宫在南京，那个充满砂糖与鸭子的迦南之地，北平哪怕变成人间炼狱，在南京的皇上也是不受影响的。

    但搬到北京之后，九边依然年年烧荒，这十几任皇帝也没一个管MTODMw管的，我看赛里斯皇帝可能是都是河蚌托生，吃泥沙吃上瘾了，每天不来二两沙砾晚上都睡不着觉。

    司礼监的佥书用钥匙打开贴着封条的铁盒，从里头取出一摞文书：“皇上，兵部的公文，军机处已经给您整理好了，这份是烧荒，这份是京运，还有这份练兵的。”

    我接过奏疏，把十几封公文一齐摊在桌子上，视线来回扫着，把数目和文字尽数熟记在心，并和先前的存档进行着快速对比。

    成千上万的数字在脑海中碰撞，相互钩校，很快就将不对劲的数目筛选了出来，我取了张空白纸笺，提笔在朱砂中蘸了蘸，写下一串名字和职位：“这些人，抄家，斩首。”

    然后放下朱笔，自有随侍的太监将笔接过放在笔洗中弄净，我又拿了第二支笔，左手撩起袖管，摊开三张大纸，刷刷写下一份新名单。

    “第一张上的流放到辽东，第二张的流放到小琉球，第三张的贬为平民，永不录用。”

    贪官污吏的生命力比杂草还要旺盛，我不过两个月没上班，居然连数字都懒得编，直接用这种荒唐的帐目来糊弄我。

    别的边镇就算了，山西镇可是我入关的地方，这里账面兵力本有山西行都司的十二卫所，接近七万人，但我带着蒙古人南下的过程中，满打满算也只数出不到两万人的编制。

    要么是守将胆小怯战，见到蒙古人南下，六七成的兵力缩在卫所城里避战，要么是根本没那么多兵。

    不管是哪个，都是死罪。

    于是大猪蹄子这一次去蒙古做生意，不仅蒙古人死伤惨重，女真人被砍死几百个，连关内的官兵也一营一营的掉脑袋。

    不愧为行走的灾星，走到哪里死到哪里，幸好北京城人口多达八十万，经得起他折腾，不像罗马城，城内外的墓地都快不够用了。

    你们不要怪我，贪污腐败并不是罪过，要怪就怪自己技艺不精，没能瞒过我的眼睛。

    杀完人，我把今年的财政预算摊开，都四武浙川成这是本朝的核心机密，根据去年的入项和支出进行了修订，但每年杂项甚多，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实在是吃不惯沙子，就照着北宋的法子，专门拨出了三十万两在宣府、大同和蓟州三个镇种树。

    榆树连为密林之后，可以遮挡风沙，也能一定程度上防止蒙古人，我反复再三和底下强调，不准烧秸秆，不准烧秸秆，结果北京还是天天沙尘暴，还是种树好，烧荒只会让草原荒漠化，逼着蒙古人狗急跳墙，而且树种在地里跑不了，方便朝廷查账，最多毛我一点人工费。

    如果底下的武官在经手军饷时只有二十个点的损耗，那我做梦都会笑醒。

    而文官相对来说更加不要脸，他们只薅一半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的钱从全国州县往上收时，谁都能从中间捞一把，各省解送户部的时候，这笔钱已经十不存一了，而落到实处，更是百不存一。

    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本三个壮丁就能养一个士兵，现在要三百个农夫才能养一个边镇的家丁。

    本朝号称五千万人，理论上可以养十六万家丁，但去掉妇孺老人，以三百分之一的动员比例，最多也只能组织不到五万的家丁，这么多家丁分散在九边和全国各地的卫所，要对付女真人的时候得从全国调兵，才能凑拢几万精锐，然后被八旗兵从阵线薄弱处击溃，兵败如山倒，全都喂了野狗。

    农税很是要命，去年的秋税到现在都没收够八成，北方几个省受灾，收不上来也就罢了，浙江的士绅年年拖欠农税，简直没把朝廷放在眼里。

    税收不齐，但军饷一个月都拖不得，因此朝廷只能加征辽饷，推行一体纳粮，总算被我从南直隶多榨出三十万两银子，江南真是好地方，有些年份南直隶能顶三分之一的岁入，但江南再富也架不住杀鸡取卵的加税，我不能为了短期利益弄得苏浙的小农破产，那是饮鸩止渴。

    农税收不上，岁入的大项就是盐税了，但盐税也是老大难问题，不管是开中法还是余盐制，也不管派谁下去收，盐税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