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太孙朱雄英第八十五章 发光的朱标

    与贪官污吏，反贼叛臣不同，张贞、陈蠡等人在湖广的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催交积欠的赋税，且没有一文钱，是揣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

    于是，以郁新为首有司官员及朝臣认为，对张贞等人不适用于死刑，夺职罢官即可。

    当然，他们的理由也很正当，催赋是地方官员的本职，如果因为尺寸过度，便大开杀戒。

    那以后，地方官员还怎么征粮纳赋？靠商量吗？那地方官府的尊严何在？催赋要被杀头，收不上来又要被罢官、流放，这朝廷的差事，以后还怎么干！

    当然，今儿坐殿的要是皇帝，他们是万万不敢提的。可太子一直倡导臣工进言么？那行，咱们就好好进谏一番，强调一下什么叫维民所止，有些事，是不能让步的。

    而以左佥都御史-冯坚为首的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在过分强调官府的权威，而忽略了朝廷滋养生民、鼓励农桑的国策。是原则上的错误，绝对不能让步。

    总而言之，奉天殿内吵翻了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而太子朱标，则是一脸澹然之色，有争有讲才是好的，如果朝臣都是应声虫，君王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朝廷养他们干什么呢？

    况且，此事的实质，是法律与人情的理念之争，不是党争，处于良性的范围，朱标对此乐见其成。

    “胡扯，征粮纳赋，那有你们说的那么简单。你以为这钱粮，都是靠自觉交上来的。”

    “我看你才胡扯，那条律法说，为了征赋，可以把百姓搞得家破人亡的。”

    “闹灾的地方是个例，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吧，不催缴，粮草饷银去哪儿弄，让文武百官和百万大军喝西北风吗？”

    当了半天吃瓜群众的朱雄英听明白了，这是依法治国、依律治国；与仁义、宽厚的儒家治国理念之间的碰撞。

    大明开国以来，皇帝以刚勐临政，天下事皆以勐为断，人臣莫敢违逆。而太子朱标，历来提倡以仁孝治理天下，滋养生民，休养生息，为政以宽。

    父子两代是两个极端，走的也是不同的路线。冯坚等臣的谏言，恰恰是附和了太子的治国理念。而郁新等臣则以为，洪武一朝，还是以陛下之意为主，所以他们自然据理力争。

    朱标这刚抬手，阶下立即有宦官肃声道了一句：静，制止了臣工们的争论。

    单手掐腰，另一只手磨着扳指，朱标耐心道：“孤以为郁侍郎所言、冯御史所议，皆有道理。”

    “可很多事，本不在于能不能，而却是敢不敢。过激催缴也行，恶意拖欠也罢，就像诸位争论的那样！”

    事要真那么简单，就好了，谁欠的就要谁补就是了。可现实的情况是，百姓们要是有粮，谁敢拖着官府的帐不给呢？

    不说代价是不是他们能承受起的，就说地方税官的脸色，就不是一般人能看得起、招惹了的。

    皇帝小时候，朱家是金户，年年要向官府缴纳金子作为赋税。可朱家饭都吃不上，哪里来的金子交税呢？也正是有此切肤之痛，皇帝才会赦免龙阳的积欠，并减免当地的赋税。

    再说龙阳县当地的实情，县城西南高峻而易遭干旱，东北低洼又连年洪患，在元末那里就是湖广出了名的萧条穷县。

    再加上改朝换代之间的战乱，许多田地都荒芜了。太平日子才几年啊，他们身上能有多少油水经得起每年三万七千石这么重的赋税。

    “而说到这个赋税，就不得不追本朔源。说说这不合时宜的赋税，根子究竟出在哪里？”

    “看看这根子在哪？看看这责任，在不在于民！”

    大明立国之初，因循前元的田亩账册，按照元廷所载之数征收赋税。可元廷的田亩账册就准确吗？

    当然不，元末土地兼并严重，天灾不断，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元廷的那些官，拿着耙子搂钱都来不及，谁有功夫核查田亩土地。

    只要有好处拿，一百亩地收一亩地的契税，也不是问题。再加之流水的官吏，走马观花一般来来往往，实际的田亩、人口，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了。

    大明立国之后，除了因循前元的田亩赋税账册外，也先后两次命各地官府核查实际的田亩数量，以备戡合、调整税法使用。

    可各地报上来的田亩数量、人口数量，就都是真的？拿龙阳县为例，从至正十五年起，龙阳县的人口、田亩、赋税就没变过！

    “为什么没变过，诸卿心里应该明白吧！”

    “朝廷只追究现任，没有追责往任，已经是格外宽厚了。”

    官员们的懒政坏的不过是一本账，可治下百姓要付出的便是血、泪。他们不得不为官员们的考课买单，背负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