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了他一下。如果她只是碰一下，那他消失的兴趣不会重启。但她一碰再碰三碰，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于是，他站起来把她揽进怀里。她没想到会有不适感，好像被冒犯了，就像陌生人侵犯了她的圆柱体，身体下意识地想挣脱。她越抗拒他搂得越紧，他搂得越紧她越抗拒，她越抗拒他就越想征服，眼看他的强吻就要成功，忽然她双手用力一推，说我们离婚吧。他吓得当即把手松开，就像订书钉松开稿纸。

    他率先坐下，好像坐下得越快就越能快速摆脱尴尬。她抹了抹被他揉皱的衬衣，坐到茶桌的另一边，说抱歉，我有感情洁癖，容不得搂过别人的手搂我。他不作声，泡茶，把倒上茶的茶杯推过去。她端起来品了一口，说为什么你十几年只喝一种茶却不能只爱一个人？他仍不吭声，继续泡茶。他知道只要一吭声就会发生语言冲突，甚至产生语言暴力，那今晚这餐饭就吃不成了。对于她刚才的表现，他是这样理解的：一、她询问嫌疑人询问惯了，总是喜欢先声夺人虚张声势；二、她是刀子嘴豆腐心，所说并非所想；三、等案件破了，压力小了，她会慢慢变好。

    她的这种脾气不是自带的，而是由时间和经历渐渐塑造。认识她那年她二十九岁，虽然她接触了一些案件，但都不是大案要案，她也仅仅是一名助理，即使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压不到她。因此她是放松的，好像每束光都能一丝不漏地无死角地照进她的心房，整个人从内到外都通透敞亮。那时只要他下厨做饭给她吃，她会笑上十分钟，仿佛吃了笑药，说上二十句赞美的话，像个美食评论家，哪怕他的手艺一般她也会把他夸成特级厨师，就像他评价作家们的作品。但是现在，即便他连续做一百餐可口的饭菜，也听不到她半句的鼓励。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于他的习惯，且把他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结婚前半年，他们坐在新装修的房子里讨论婚后的家庭分工。那时，房子里还弥漫着墙灰、油漆、橡胶以及塑料的混合气味，某些线头还裸露在电插盒的外面，角落堆着几块用剩的瓷砖，刚挂的窗帘半合半开，每束灯光都异常明亮，一切都预示新生活即将开始。他说为了保护她的双手，他负责下厨洗碗。她说她也不能闲着，负责买菜拖地摆弄洗衣机。他说他负责擦窗户辅导孩子学习。她说她负责生孩子。后来，由于她工作实在繁忙，除了生孩子是她亲自，其他家务都由他亲自了。虽然家务她不能顾及，但拥抱亲吻她一次都没少，而且都是她主动，仿佛那是超出他预期的高稿酬，瞬间融化他的疲累。由于亲吻频繁，他叫她“小狗”，她叫他“骨架”，意思就是她啃得他只剩下一副骨架了。想到这些，他摸了摸脸颊，仿佛刚刚被她吻了一下，接着轻轻一笑，生怕笑声太大惊跑了美好的往事。她问笑什么？他没回答，就像询问时他拥有沉默权。他想回忆真是个好东西，好得都让他忘记了眼前的环境和人物。看着他走神的表情，她想刚才的反应过度了，毕竟他还是自己的丈夫，在没离婚之前彼此还拥有使用对方身体的合法权利。但她不想马上妥协，希望通过沉默过度，使接下来的面对面不显得那么尴尬。本来她就不是为了尴尬而来，一次为了庆祝的聚餐竟然被她活生生地变成了斗气的见面，她恨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变化是从五年前开始的，他想，当时她已升任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领导要她负责侦办“任永勇案”，这是十年前已经结了的案子，但经过她重新调查，发现“自杀”实为“他杀”。三年前她又接办了“梁萍失踪案”，把一个五年都没破获的案子给破获了。偶尔她会谈论凶手的暗黑心理以及作案的残忍手段，常常听得他脊背发凉食欲不振，仿佛不是她在讲述案件，而是案件透过她的身体在讲述。虽然“两案”使她成名，但也让她的身心发生了自我意识不到的微妙的变化。她变得不注意他了，连唤雨在她心目中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仿佛使命发生了转移。她能记住案件的每个细节和日期，却常常忘记她答应过的买菜、到学校接唤雨以及参加亲人们的聚会。在办案最紧要的关头，她一度连唤雨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而只叫她女儿。他不知道这是办案的压力使然还是案件的内容使然。反正她与他的欢娱次数逐步递减，亲热指数几近跌停。在别人面前她还是她，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优雅得体，但在他面前她变得多疑敏感易爆，看他的目光像两根直直戳出来的棍子，仿佛他是她的嫌疑人。

    “知道今天为什么约你吗？”她打破沉默。

    “抓到凶手了。”他回答。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说过破案了才有精力跟我扯离婚的事。”

    她忽然对“离婚”两个字产生反感，尤其当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时候，读音是那么别扭，字形是如此丑陋。她发觉虽然她认可这种行为，却不认可这两个字，仿佛这两个字的危害远比行为可怕。她迟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