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革军委和各级中央部委的机关，自然都是在国民大会的授权下组织起来的。

    这点其实并不奇怪，解放战争爆发之初，社会党即在解放区内完成了全国国大的选举，在当时为了对抗袁世凯的国会和军政府，国大也在解放区内组织了临时委员会，所以中革军委自然是得到了国大的民主授权，在法理上绝无所谓的私相授受。

    相当一部分中央部委机关，也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组织起来的，这些部门当然也就同样是在全国国大临时委员会授权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

    只是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多数地区服从了新的中央政府，这以后林淮唐要求各省区补选国大代表，就是要将解放战争时选举、组织的全国国大权威性扩大到全国范围。

    在各省的补选结束以前，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自然就是全国国大临时委员会。

    在这期间，中央政府当然有管理全国的权限。

    至于说各省区的国大补选，会不会导致一批反动分子混入政权中，甚至颠覆掉工农联盟的领导——在过渡时期的极端，新政权在阶级属性上当然还不能称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林淮唐已经打了这么多补丁的情况下，特别是国大临时委员会完全处在社会党主导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自是极低的。

    在落后国家的革命过程中，工农先锋队实际上还要帮助孱弱的资产阶级完成民族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后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民族主义分子的力量，因为他们至少在民族的革命上与社会主义者共享共同的敌人，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与本民族中依靠帝国主义列强来剥削本民族无产阶级的买办资本家，以及他们维持的傀儡政府。

    但在击败了帝国主义列强之后，或者是在维持了本国革命成果不易被帝国主义颠覆的暴力基础以后，民族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敌对之中。

    民族主义者的经济基本盘大多为脱产者，例如多数知识分子和小布尔乔亚，他们本身就从剥削链中受益，未必不赞成阶级斗争，但一定更倾向于鼓吹阶级调和的“全民党”。

    而每日在工厂与农田中摸爬滚打的劳动者会对阶级压迫有更直观的认识，本身就带有对剥削者的仇恨，具有首创精神，是工农先锋队钢铁一般的基本盘。

    如果不能分清先锋队内部的派系林立的事实，那么自然也就会迷惑于先锋队时不时的自我矛盾的政策，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左派无限可分”、“左派内斗”云云。

    在政党概念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大帐篷式政党”，一般指的就是各种持不同政见者处在同一个政党里，就像吉普赛人生活的那种大帐篷一样。

    西班牙内战中的人民阵线，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帐篷；此前社会党和进步党、共和党联手组建的人民革命联盟，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帐篷团体。

    还有过去的同盟会，也可以叫做大帐篷。

    但这都是比较容易辨别出来的大帐篷式组织，另一种不易被辨别出来的大帐篷式组织就是“全民党”了。

    所谓“全民党”，正如其名字一样，就是要同时代表不同的阶级，在话术上常常是采取“代表国家”、“代表人民”这样的概念，其进一步发展就一定和法西斯主义撇不清关系。

    “全民党”由于一般有较严密的组织，所以比之松散的大帐篷式政党看起来强大得多，但本质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组织无论在形式上多么严密都迟早会出现思想上的混乱，本来就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被强行框在一个政党的范围内，迟早会自己毁灭了自己。

    以苏共的历史而言，当工农先锋队变成一个大帐篷式的“全民党”时，苏共就在消灭其他意识形态支持者独立性的同时成为了其他意识形态支持者的大舞台——也就是说，自身成为了其他意识形态的寄生体。

    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那么无论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会突兀出现在苏联历史上就毫不奇怪了。

    苏共强大的组织反过来被寄生者所利用，苏共的组织越是强大，造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戈尔巴乔夫的几道命令就可以毁灭苏联，相反智利的阿连德作为共产主义者，即便通过民主选举合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阿连德也无法靠几条命令就瓦解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阿连德不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寄生于强大的组织中。

    阿连德身后的组织，是被允许在智利合法活动的社会党，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吸收了智利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这就使得资本主义者们可以更方便地对左派进行限制，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限制左派革命者真正插手到智利最有决定性力量的强大组织——军队——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