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织罪名然后抄家是番婆子的一大爱好，但不是朕的。

    朕更喜欢半夜三更带着几个心腹，驾着两辆马车，挑一家有钱高官的宅邸，摸进去把他们家的银窖搬空。

    勋贵和官员的钱来路不明，就算失窃了也不敢声张，朕手脚麻利些，一晚上就能搬走上万银两。

    这样的乐趣与抄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炸鱼有炸鱼的便捷，钓鱼有钓鱼的快乐。

    当了皇帝还要遵纪守法，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作奸犯科最终吃亏的却是小老百姓和老实本分的生意人，朕身为大善人，不忍如此。

    思来想去，还是黑吃黑最为合适，既能惩善扬恶，又能节约大明的行政资源，抢来的银子一分送去善堂，剩下的九成九分都进内帑，岂不美哉？

    罗织罪名是很麻烦的事情，要讲真凭实据，而“真凭实据”就算按批发价买也不便宜，为了构陷福王伪造书信，番婆子动用了夷事局和粘杆处数十名能人异士，光是研究福王所用的纸墨和笔迹就花费不菲。

    将九真一假的证据提交之后，就要催促三法司立案，如果嫌麻烦也可以九假一真。

    反正刑部不在乎这些，如今刑部尚书是王在晋，此人当过布政使，督过河道，巡抚过山东，还曾经略辽东，唯独没干过刑部，说不定连大明律封面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大理寺也不在乎案件是真是假，只要刑部敲章，他们就跟着敲章，而众所周知，都察院是一个负责把西瓜子变成瓜子皮的大明养老院。

    立了案，还要将人犯捉拿归案，朕要对付的官家中都豢养着死士家丁，须得多派人手，不然就像皇爷爷派武弁收矿税时常常被打死一样，不仅抓不到人，反而会被负隅顽抗的逃税分子砍了。

    以查抄襄城伯为例，要封锁他家府邸的大门和附近街道，需要先派人进入他家左右邻居的宅院，控制住院墙，然后各道大门和便门，乃至狗洞，都要派人看守，防止有人逃脱，沿街也要部署岗哨，谨防有人从地道遁逃。

    接着锦衣卫和东厂组成的抄家团队要入驻府中，展开财务登记造册工作，短则两天，长则五六天，

    这样一来，出动就是五百人，按外勤补贴标准，士兵一人一天要一钱银子，军官更高，那光是人力开销就要数百两一天。

    原本外围的人员可以从五城兵马司的捕营中抽调，然而这次罗织的罪名是襄城伯和惠安伯抽调京营和捕营准备造反，所以捕营的临时工就不能调了，只能从禁军中选取一千名士兵来接任，因为有两个府邸要查抄，故而外勤开销要翻倍。

    不管朕最终查抄出什么东西，变现的时候都会被商人狠狠宰一刀，比如惠安伯家在阜成门外京郊有一座占地极广的园林，里面种满了牡丹、芍药，你说朕收了这么许多牡丹做什么，嚼着玩？

    发卖是不可能发卖的，番婆子已经把圣罗曼努斯门的房价砸成了负数，朕可不希望北京城里的房价变便宜，而牡丹芍药虽然能入药，又能卖多少呢？

    李守琦家就更麻烦了，鬼晓得为什么李家在城北有那么多果园，这么多果树要真收入内帑，朕哪来那么多人去管，给上林苑？到时候不管是平了林子，改作耕地，还是卖到民间，都会大大折价。

    水果不比粮食，采摘之后需要及时发江浙浙湖浙卖，不然会很快腐坏，兴许可以把果园都卖给刘之纶的燕京红酒，反正果酒本来就是燕京红酒的主营项目，与其去燕山采摘野葡萄，倒不如就近采用郊外的水果。

    最后家产能有一半变成内帑的银子，朕就烧高香咯。

    抄家流程就是如此的麻烦，浪费和拖沓，还要处处费心费力，倒不如直接……

    城西因为抄惠安伯一家而鸡飞狗跳的时候，两辆马车在阳武侯府邸后墙外停了下来。

    拉车的马都上了嚼，蹄铁下包着棉布，火把上罩着倒置的瓦罐，铁胄一律换成革甲，朕带的十几人俨然是按照夜袭的操典来武装的，就算说朕是来杀阳武侯全家的，估计都有人信。

    本来今天想去遂安伯家的，他家离皇宫近，就在王府井，但因为白天朕在宫中演了一出极为精彩的大戏，又是叫好叫座的历史正剧，大明朝的勋贵都是文艺爱好者，连夜就开始对这出以谋反和宫闱为主题的戏曲展开了热烈讨论。

    奴仆、幕僚和家丁从各家正门和侧门不断出入，爵爷们连夜拜访和接见着三教九流的人物，王府井周围热闹非凡。

    所以只能改去阳武侯家做客，因为阳武侯薛濂最近换了一匹极为神俊膘肥的战马，这马少说得二百两银子起步，他一定很有钱。

    命人在墙外待命后，两个锦衣卫轻车熟路的前往胡同的两端，把巡城的兵马司和打更人都劝离，朕往掌心吐了两口唾沫，然后从腰间抽出两根苦无，插进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