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里斯人觉得死者为大，并且负主要责任的官员只要自尽，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管捅出天大的篓子，底下的人也只会受到一些余波的冲击。

    死亡可以赎清所有罪孽，毕竟罪人已经死了，没有人可以追责，死的可是宁远巡抚啊，还是心灰意冷自尽身亡，独自背负起所有责任，皇上你还要追究下面的人吗？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威逼利诱毕自肃的，而毕自肃被乱兵挟持了两月，还被打成重伤，虽说中途乱兵知道不能让人质死了，还是让医生给毕自肃治疗，终究还是落下了病根。

    人是很脆弱的，遭到这样的剧变，很容易精神崩塌，再被威胁一番之后，说不定真的就会寻短见。

    在欧洲倒是没有这种问题，倒不是文化差异或是政治体制不同，而是圣经不允许自杀。

    毕竟农田里的屁民日子过得一个比一个苦，稍稍过不下去就可能寻短见，要是农民都自尽了，谁来给主教和贵族当牛做马呢？所以我们早就从道德和宗教层面，封禁了自杀的合理性，只要你活着受苦，兢兢业业的交税服役，不管是病死饿死还是被突厥人砍头，死了都能上天堂，但要是自我了断，死了就只能下火坑烤着，焖得外焦里嫩。

    红薯熟了没，我剥一个看看……

    呸，外面焦了里面还生的，重新烤。

    我把红薯放回灶台里，用柴薪的余火慢慢煨着，转头对身边的内官道：“下诏，让清江造船厂先造四条船，形制就按红夷三桅大炮舰造，所需大将军炮、红衣炮，自行铸造。船造成之后……”

    对岸，造成之后交给谁呢？

    我好像从来没提拔过帝国海军的将领诶，要是交给那些卫所，不就废了？

    不过一条船从铺设龙骨，安装桅杆，拼板捻缝，再到风干木料，怎么也需要一两年，毕竟传统工艺造船很慢，而这些三桅炮舰船体庞大，看图纸上的描述比摧破者号还大两圈。

    所以海军可以在造船的时候慢慢选拔，先把造船的订单分给各个船厂，等造完船再慢慢考虑也不迟。

    当然，各个官营的造船厂还忙于漕船修造，可能无法抽出足够的劳力来建造战舰，我要用行政命令催促各个造船厂优先建造战舰，再拨一笔专款专门用于这几条炮舰。

    嗯？大猪蹄子居然免了今年的镇江府的漕粮？

    他是傻子吗？

    就免了镇江府一个？这让镇江府周围的几个州府怎么想？

    “镇江府今年免漕粮两万，南直隶各府，各免五千到两万石不等，所免漕粮，都转运至丹阳征南将军卢象升处。”

    转运到镇江，其他各府当然要出点运费，但比起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已经要省事太多了，这样一来各州府都能占到好处。不然一帮知府看到镇江府免了漕运的差事，自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把十几万石漕粮运进北京，不得撂挑子？

    诚然，这样会徒增运费，不过没有办法，政治的艺术就在于和稀泥。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你接受了文官制度，就要接受文官制度的一切，包括官僚主义和雨露均沾。

    寻思着火候差不多了，我用火钳把红薯从灰烬中拨出来。

    “你可算是烤好了，不要急，这就把你从飞灰里救出来。”

    我拿起滚烫的红薯，烫的直吸凉气，身边的太监赶紧递过打湿的毛巾，让我裹住这烫手山芋。

    把这字面意义上“炙手可热”的辽东巡抚拿起来，我拨开沾着泥灰的表皮，黄澄澄的薯肉散发着甘美的香气。

    我不知道辽东的将门是怎么玩弄手腕的，或许是拿毕自肃分了每年辽饷的银子，或许是毕自肃确实对兵变负有一定责任，又或许那些总兵把总直接伪造了巡抚和建虏的通敌书信。

    秘密潜伏在山海关的夷事局情报站倒是告诉我，毕自肃收过当地官绅商贾的孝敬，数量高达数万两，尽管监视帝国高级官员将领不是夷事局的责任，不过蓟辽是敏感的边境地区，而且这几乎是当地半公开的秘密了。

    收取好处毕竟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事情，所以我倒也没放在心上，只不过现在闹出兵变这种大事，如果毕自肃不肯背起这口大锅，估计底下的人就会沆瀣一气，拿毕自肃府上搜出的银子大做文章。

    这是作风问题，几万两银子可大可小，往小了说，这是学费，是教训，但往大了说，是要被剥皮的。

    当然赛里斯是个文明的国家，剥皮可能不至于，但兵变的责任加上受贿，斩首是跑不了的，那还不如自尽留个全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