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梁廷栋来说倒是颇有深刻的理解，毕竟自革命以来他一直主持着地方事务和长春城市的建设，对于这种贴近民生的事务倒是要比宋云桐熟悉。

    因此他很自然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回收货币这个问题上，我看就得从工农业之间的交换下手。对于农村来说，火柴、肥皂、毛巾、衣服被褥、煤油之类的日用消费品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工业来说，粮食和工业原料又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东北的农业中，集体和国营农场占了近8成耕地，产出占了七成五；而在东北的工业资本中，国有和集体占了77%，重化工工业的资本几乎全为国有。通过对于粮食生产的控制，我们几乎能够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并还能保证出口粮食的利润大多留在国营企业当中。

    而农民出售粮食获得的现金，除了农业再生产投入之外，其他主要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根据我得到的数据，投入农业再生产的积累约在70%，用于家庭消费的约占30%，农业再生产的投入无非就是农业机械、农具、道路和水利、教育分摊等，这一部分都和国营企业或政府部门发生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货币回收的方式。

    至于另外的30%，这一块并没有完全和国营企业发生关系，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至少占了50%左右。至于城市中，工人阶级所得到的工资除了购买食物之外，几乎都用在了个人消费上，食物支出大约占了工资支出的35-40%；其他消费支出占了60-65%。在城市中的消费，私人企业就占的更多了。

    不过，电力、自来水、煤气和煤炭这些都属于国营事业，这些事MTODMw业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每个居民必要的日常支出。我认为，进一步的普及电力、自来水和煤气管道，也是一种收回货币较好的方式。就目前来看，我们对于电力、自来水、煤气管道的投入还不够。

    去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剩下的就是有产者，这些有产者除了资本家、私有土地所有者外，就是城市中的食利者，比如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这些大城市，就有不少占有大量房屋的食利者，他们有人每月光是收房租就有数千上万元之多。

    这些有产者占有了相当大的一笔货币，但是他们的消费比之普通的工人阶层也高不了多少。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就会变成国家和这些有产者在货币控制权上的争夺。

    正如主席您说的，信用货币可以同工农业产出联系起来，但是黄金、白银终究是有数的，要是这些有产者把手中的信用货币更换成黄金、白银储藏起来，那么人民对于信用货币还有多少信任？我认为，回收货币最好的办法，还是进一步加快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成分，缩小甚至取消私有经济，这样工农业产出的交换就完全处在了国家的控制之下。”

    宋云桐和张廷阁都皱起了眉头，两人都觉得梁廷栋的主张不妥，张廷阁强制忍耐住了喉咙里想要发出的反对声，宋云桐沉吟再三后还是出声反对道：“我觉得廷栋同志的建议有所不妥，这样虽然能够控制住货币的流向，但是国内外的投资必然是要跑路的，以我们自身的积累速度，恐怕是难以支撑起现在铺开的摊子的。

    当然，我不是说廷栋同志的建议有问题。确实，有产者对于黄金、白银的迷恋不是几道法令可以解决的，只要黄金和白银在我们控制区域之外能够当钱用，那么他们必然会优先储备金银而不是我们发行的纸币。所以，剥夺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属性是必须的，但是不应当采用这样激进的方式…”

    吴川听了半天，也没听宋云桐拿出什么实际的方案，当然他也知道宋云桐这些年都着重于宏观事务上，对于这种微观事务上的把握就有些失去方向了，自然不如梁廷栋更加贴近基层。他想了想，便对着一边沉默着的张廷阁问道：“张行长，你怎么看梁委员的建议？”

    掌管着东北国家银行的张廷阁对于吴川的问题感到为难，作为一个商人出身而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虽然在政治上没什么能力，但是这些年来经历了这么多也知道自己在政治上依靠的是谁。就这一点来说，吴川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这是他一直以来在政治上把握的方向。

    就商人的本性来说，他是反对梁廷栋这种全面国有化、集体化的经济理念的。但是梁廷栋一直以来都是吴川最为信赖的几名委员之一，一般而言，对方在大方向上的发言几乎都是符合于吴川的想法的，因此反对了梁廷栋的理念，也许就是在反对吴川的想法。

    左思右想之下，张廷阁只能谨慎的说道：“梁委员的想法就回收货币一事上来说并无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控制住国内的经济的话，那么就能控制住货币的流通。但是，这样是否就能真的保证货币的价值？我不敢肯定。我担心我们是否有这么多干部能够管理好这些企业，和重化工工业和大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