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本翘赶紧接过话回答道：“对于革命委员会去年在内蒙、华北的大规模防疫救灾行动，我们这些商人都是极为佩服的，我们也一直想跟在革命委员会身后为国家做点贡献。

    听说革命委员会有意从大同修一条铁路通往秦皇岛，还有修建大同到蒲州的铁路计划，我们这些山西人听说后，对于这两条铁路的修建都是翘首以待啊。

    山西的煤铁资源素来为北中国之翘楚，只是苦于为群山环绕，难以运出省外，如果能够建成这两条铁路，则山西之富源就能为国家所利用，对于山西民众和国家来说都是一大幸事。

    所以，若是革命委员会有什么吩咐，我们这些山西人很愿意为革命委员会做些四处奔走的活计，如果建设铁路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愿意竭尽所能的提供支持。”

    渠本翘说的不是空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作为渠家的掌门人，他是最早意识到山西票号不改革不行的代表人物，但是山西票号中的守旧势力太大，而东家和掌柜之间的互相制衡，也使得他无法左右自家票号中那一帮掌柜的想法。

    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山西票号倒闭了将近一半，这些票号的掌柜MTODMw们方才如梦初醒，开始想着要接受新事物了。但是这个时候，俄国、外蒙的商路被切断，南方的茶山又被革命党和地方势力所侵占，接手了大清银行的江浙财团开始形成，在市场上配合着外国银行不断挤兑山西票号的生意，这就使得山西票号举步维艰了。

    晋商过去同官方结合的太过紧密，这使得晋商通过官方的支持垄断了对外蒙古和俄国的商路，从而成就了晋商的辉煌。但是这种和官方紧密结合的封建官商模式，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倾覆，弱势的共和政府上台后就成为了极大的包袱，他们对于官府的支持并不少给，但是过于频繁的政府变更，却使得晋商对于官员的投资一一打了水漂。

    虽然晋商中也有新式人物，比如山西孔家投靠了南方革命党，一时之间在南方颇有生发。但是山西孔家在晋商中都属于小字辈，江浙财团能够容纳一个孔家，却不可能容纳一整个晋商团体。

    对于立足于上海、浙江的江浙财团来说，把失去了政府支持的晋商从长江流域驱逐出去，拿下这片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已经是不可更改的目标了。这也是江浙财团支持黎元洪、孙中山，却反对北洋和共和党的根本原因。北洋对于南方的经济掠夺，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秩序；而共和党比北洋更狠，在共和党的工业金融体系下根本就没有江浙财团的位置。

    以渠本翘为代表的晋商向共和党的靠拢，实质上就是希望更改道路，在一个由共和党统治的大一统政权下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和现在还混的风水生气的江浙财团不同，已经山穷水尽的晋商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家族和跟着票号、商号吃饭的数十万家庭负责，自然就无力向吴川提出什么要求，只有希望对方能够给自己指出一条出路了。

    吴川沉默了数秒后终于出声说道：“1912年初我接待一位从山东过来的革命同志，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一直不敢忘记，今天就和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淮河以北的地区，过去一直都是灾害频繁发生的地方，要么上游下雨，下游水灾，要么上游无雨，下游旱灾。1911年的宿县又是一个灾荒之年，这位同志从宿县路过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

    一个乡下农民在县城里卖出了一挑柴，从而买了几块饼带回去。但是他出县城不久，就有饥民夺走了他的饼，这位农民当然跟在饥民身后直追不舍。

    因为两人都是饥饿交迫无力，因此跑起来都非常缓慢，但是卖柴的农民还是比饥民多了几分力气，前面的饥民眼看着跑不过后面的农民，就干脆跑到了路边的厕所中，用人粪涂抹在饼上，希望能够让农民放弃这几块饼子。

    但是这个追逐的农民并不因为饼子上被涂抹了人粪而不要，他将夺回的饼子在路边用水冲洗了一下，就放在怀里带走了。这位同志和我说，他一直都记得那位农民的麻木神情和那个饥民的绝望眼神，因此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究竟能不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乔映霞听到这里觉得有些恶心，曹师宪则都四武浙川成觉得有些茫然不住向渠本翘看去，而渠本翘心里觉得有些发堵。富贵人家出身的他自然是不可能理解，为了一块饼子两人能争到这样的程度，但他也觉得这样的世道是不正常的，就在他想着应该如何反应时，停顿下来的吴川突然又接着说了下去。

    “我当时对这位同志是这么说的，革命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革命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第一步。想要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第一是推动土地改革，必须要保证农民拥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是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山东的丰收之年，一亩番薯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