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跟着自己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林同志来到了主楼东北角的最高层，把手中的文件送到了一个挂着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内后，就和林同志退了出来。

    两人在办公室外的走廊内等待的时候，刘元有些好奇的向同事问道：“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靠着墙的林同志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包烟，“先等一等，如果缺少文件的话，我们还得回去找。抽烟吗?”

    刘元赶紧摇着头回道：“不，我不会…”

    和两人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内，统计局局长李达已经拿起了两人送来的文件向宋云桐讲述道：“1912年关外三省加青岛一地的工业产值约为10亿共和元，其中手工业产值占了六成，现代工业的产值占了四成；1914年关外三省加胶州地区的工业产值达到了26-27亿共和元，手工业产值下降的二成半，现代工业产值则上升到了七成半。

    而到了去年，关外地区加上山东一地和唐山、天津等地的工业产MTODMw值达到了119亿共和元，现代工业产值上升到87.3%，手工业产值下降为12.7%。按照这些数据计算，从1912年到1917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治下的工业产值大约增长了11.9倍，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值。

    统计局对这些年的各项经济数据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几年工业产值的快速增长是有其原因的。从1912年到1914年的工业发展主要动力是来自国外的大量投资，从1911年到1914年来自德国、美国、俄国、英国、法国的大量投资，基本都流入到了基础建设和生产部门，从而推动了东北和山东工业的快速发展。

    从1915年到1917年的工业发展动力，则战争景气带来的促进作用又超过了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而对投资进入深入分析的话，我认为投入重工业获得的产出是远远大于轻工业的，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争爆发之后。

    所以，1912年吴主席提出的投资应当向煤钢产业倾斜的工业发展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能从目前的数据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和美国不同，私人资本家并不愿意投资，成本、技术较高、风险较大的重化工工业。能够不遗余力的投资重化工工业的，只有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者。

    去年关外和山东地区的重化工工业的产值约合25亿共和元，其中属于国内私人资本的不足1亿，属于外国资本的约3亿多，属于革命委员会的则超过了20亿元。

    而去年这一地区的轻工业产值超过了55亿元，革命委员会占了55%，外国资本占了15%，国内私人资本则占了30%，由此可见轻工业投资这块完全可以向私人资本放开，他们也乐于投资这种见效快的产业。

    所以我认为，当前不是压缩对重化工工业投资的时候，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和土地，我国的重工业规模不是过剩而是过于不足了。比如去年关外煤炭产量1070万吨占了全国产量的一半，但是去年关外的电力用煤超过了400万吨，个人燃料和取暖用煤超过300万吨，动力用煤超过200万吨，冶金用煤300万吨…总用煤量超过1200万吨，还欠缺200万吨。

    可见，我们应当继续把投资向煤钢产业倾斜，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打好基础…”

    宋云桐微微颔首，觉得李达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个时候坐在另一侧的计划委员会委员杨铨却出声反驳了，“我对李达同志的说法有异议，我不认为当前应当继续向重化工工业倾斜资源。”

    宋云桐把头转向了杨铨，只见这位计划委员从面前的茶几上一边翻找着资料，一边说道：“刚刚李达同志说，从1912年到1917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应该归功于投资和战争景气，对此我并无意见。

    但是我反对李达同志所说的，接下来我们都四武浙川成应当继续向重化工工业加大投资的提议，因为吴主席之前已经下了结论，战争将于今年内结束。也就是说，过去刺激我们经济成长的战争景气，过了今年就没有了。因此在考虑工业发展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先去掉战争对于我国经济的刺激作用。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在这场战争中收益的主要三个国家的工业，是美国、日本和我国，假如算上列强的殖民地的话，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三个地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这些殖民地的发展速度是不能同美、日、我国相比的。

    虽然我国的工业发展最快，产值比战前增长了4倍，但是美国和日本也至少增长了3倍以上。日本也就算了，美国战前制造业产值200亿美元，但是去年就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而战前全球各国的工业产值也就1000亿美元不到。

    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各国原本转入军事制造的工业肯定是要恢复为民用，那么现在是全球进口额第一的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