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宽治的言论，就连加藤友三郎也无法压制下去了。虽然海军军令部部长岛村速雄是加藤友三郎的好友，两人上任以来一直合作愉快。但是海军军令部在海军中的地位，远不及陆军参谋本部在陆军中的地位。

    因为海军前后大臣：西乡从道、桦山资纪、仁礼景范、山本权兵卫，不是维新元老就是海军元老，这些大佬彻底把军令部压制成了海军省的一个局，几乎没有多大的权力，就连海军的日常训练都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说了算。

    因此，负责海军日常工作的，其实是海军省的军务局。但是不凑巧的是，军务局长秋山真之因为腹膜炎正在箱根疗养，海军省的日常工作被军务局第一课的课长接手了。而加藤宽治的背后却是东乡平八郎元帅和伏见宫博恭王。

    伏见宫博恭王的父亲伏见宫贞爱亲王是孝明天皇的养子，也就是明治天皇的兄弟，大正天皇的叔叔，当前在世皇室中辈分最高的一位。因此军务局的课长根本不敢得罪加藤宽治，自然也就无从压制对方的言论了。

    更何况，加藤宽治的言论对于海军中的激进派来说，也相当的有市场。既然日本的军舰能够随意的在长江等中国内水航行，凭什么不能进入海参崴？就算真的要抗议，也得是俄国人啊。

    如果日本默认海参崴属于中国，又承认中国军队炮击日本军舰的行为是合理的，那么日本军舰岂不是连中国内水也不能自由航行了？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面对加藤友三郎的回复，原敬也不得不在这样的压力下为加藤宽治的行为背书，向中国政府行文质疑中国军队在海参崴驻扎的合法性及向大日本帝国军舰开炮的行为。日本政府声称自己的军舰进入海参崴港，只是为了保护本国侨民而已，因此难以理解中国军队开炮的举动。

    于此同时，原敬也对驻华公使川上俊彦下令，要求其同革命委员会的驻京代表尽快就海参崴事件达成协调，以平息国内越来越激烈的舆论。

    面对川上公使的请求，负责外交事务的王葆真对此感到非常迷惑，他不由向川上说道：“海参崴事件完全是贵方挑起的，所谓平息事态，也应当是贵方先做出平息事态的姿态，我方才能有所回应。

    而现在，贵方上下都认为日本军舰擅自闯入海参崴是日本的权力，我方的警告、驱逐等一系列行动反而是不合常理的。老实说，公使先生，我真的有些不大明白，我该如何配合您，才能平息事态了。”

    川上俊彦沉默了片刻后，终于开口诚恳的说道：“只要贵方愿意就炮击事件作出一个道歉声明，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安抚住国民的不满，从而和平的解决这件事了。”

    王葆真听了这话都不知道该作出什么样的回应了，他考虑了好久才斟酌着语句说道：“公使先生，我希望您能明白一件事，是贵国的军舰擅自闯入了海参崴港才受到了炮击，并不是我们的军舰跑去了日本的港口进行了炮击。

    这是一起严重的入侵事件，我们现在保存着克制，并不代表我们认同了贵国军舰有随意进出我国港口的权力。当下应当是贵国政府向我国人民进行道歉，而不是相反，如果你们真想要的是和平的话。”

    川上俊彦难以说服王葆真，只能失望而去。对于日本的外交官来说，现在对于革命委员会施以威胁是毫无作用的，反而会促使双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从而使得他们此前做的许多工作白费。因此川上俊彦自然不会说什么多余的话，但是他也无法去更改日本当前的立场，那只会让他招致国内的不满，最终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方面为了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退让了。

    当然，在过去这一战术对于中国人是很有效的，不管是满清官员还是民国官员，从来都是把外交当成头等大事，为了维系对外友好的局面，他们都能体谅外国友人不能退让的苦衷，宁可让中国人委屈一些，也不能让外国朋友不满意，毕竟外交无小事么。

    因此，哪怕日本友人公然在满蒙地区拉拢都都都都四武土匪和蒙古王公，满清朝廷和民国政府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哪怕日本军人在调查中国的地形和军事部署，只要表明了自己身份，中国方面也只能礼送其归国而已。

    而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完全坏了这些旧规矩，之前禁止外国现役军人在中国自由旅行不说，还以间谍罪名抓了不少日本人。然后是对辽河、松花江、鸭绿江及渤海北部地区的外国商船、军舰航行设置障碍，现在更是对擅闯海参崴港口的日本军舰进行炮击了。

    和革命委员会打了这么久交道的川上俊彦，也就对向对方施压以迫使对方让步的战术毫无兴趣了，因为革命委员会在外交方面的政策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逐步的收回各国在华享有的特权。过去日本也曾经这么做过，川上自然知道施压是没有效果的。

    当然，他也能够理解国内军人的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