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程醒醒，已经六点半了。”

    当妻子的声音在自己耳边响起后，宾步程就迅速的睁开了双眼，阳光从被拉开的窗帘外透入了整个卧室，眼前的世界一时明亮了起来。

    洗漱完毕走到楼下的餐厅时，时间刚好是七点正，保姆协助着妻子把早餐摆上了餐桌，宾步程并不着急用餐，而是拿起了放在自己面前的哈尔滨晨报翻看了起来。

    和看共和日报主要看头版评论员的文章不同，宾步程看晨报主要看头版和二版的国内外新闻。吴川对于新闻及时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倒是让那些海外留学生觉得这位到底是在美国念的书，所以才会养成这样苛刻的习惯。

    欧洲报纸向来以立场鲜明著称，还时常受到新闻审查的干预，也就英国和法国的言论稍稍自由一些，但是捏造新闻在欧洲却是相当常见的。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在战前都有捏造犹太人出卖情报的假新闻，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虽然事后被平反，但是那些造谣的报纸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而美国方面的报刊，在捏造资本家的丑闻被资本家用法律教育之后，倒是收敛了不少。且美国在言论自由上也较欧洲放松，因此美国的报纸种类甚至超过了全欧洲报纸的总数，这也就使得美国人可以从更广泛的渠道了解事情的真相，自然也就少了不少假新闻。

    革命委员会自建立以来，虽然设立了报纸审查部门，并建立了官方媒体，但是在言论管控上并不如欧洲这么严厉。当然和国内其他地方相比，革命委员会的言论自由还是受到管制的。比如日本人不能在报纸上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洗地，鼓吹日本政府是为了解放汉民族和保护中国才发动的战争。英国人也不能宣称，他们是为了消灭鸦片贸易才向满清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等等。

    虽然一开始知识界并不能理解革命委员会管制言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都已经共和了，凭什么不让人说话，革命委员会这样做同满清又有什么区别？不过随着关内孔教会的四处串联和复辟论的甚嚣尘上，主张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又转向了，认为这些混账言论应当永远禁止不说，还应当追究鼓吹这些思想的发起者和传播者。

    这样一来，原本一边倒批判革命委员会审查机制的知识分子们，倒是开始接受这种有限制的言论自由了。就目前革命委员会治下的社会舆论来看，大家现在还是能够满意当前的政策的，因为在报纸上现在不会出现迷信和封建纲常的宣传文字，而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新闻至少基本都是真实而不是虚构的。

    有了这样一个能够真实的反映国内外事件的渠道，大家自然也就开始依赖于报纸，特别是官方报纸来获取信息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毕竟在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了解本国的事情已经完全依赖于外国人的报道和所谓的小道消息了，对于官府发出的布告已经没什么愿意相信了。

    革命委员会不过花了五年时间，就让民众信任了自己的官方报纸和广播台发布的消息，这就证明了革命委员会在民众心里的信用要比北洋政府高的多。

    而革命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们，自然也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他们和那些平民不同，为的不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应付突发的事件。某些消息在传到他们手中之前，可能已经被允许发表在报纸上了，如果他们不去关注的话，就有可能比群众了解的更晚，这可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事。

    匆匆扫过了头版和二版新闻后，觉得今日新闻并不值得关注的宾步程就放下了报纸，然后享用起了自己的早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一个荷包蛋加两根用黄油煎好的香肠。

    在德国生活了八年的宾步程，回国后虽然改掉了许多在德国养成的生活习惯，但是在早餐上却没有改变。不改变的原因是，西式早餐的营养足够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支持到中午，而且吃起来也方便快捷。

    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或多或少都保留了那么一点在国外生活的习惯，有的人甚至和同为留学生的委员进行谈话时，都宁可使用英语，除了那些东北人外，南方人的口音千差万别，让他们用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交谈，确实不如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交流方便。

    当然，在日本留学的和吴川除外，那些前都都都都四武往日本留学的大多都没怎么学习，有热情的去闹革命了，想要享受的则把时间都浪费在了日本女人身上，大多数人几乎都是和自己人住在一起，自然也就不可能去习惯外国的生活方式了。

    至于吴川则是自称自己就是习惯不了外国的生活方式才回来闹革命的，虽然这话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和吴川熟悉的委员们倒是清楚，这位的英语、德语和俄语确实说的不错，不过现在在公开场合却再也不肯说了。因此大家都认为，这更像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态，也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好奇吴川当初在国外的留学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