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伸显见到王葆真后，就摊开了自己带来的南洋地图，然后向其开门见山的问道：“你们想要那一部分？”

    虽说王葆真已经有所预料，日本人必然会上门来找自己，毕竟现在革命委员会正代表着中国参加着这场关于南洋问题的协调会议。

    不管吴川再怎么在电报里告诫他，当前中国在南洋的力量还不足以维护太多的利益，因此对于南洋的问题不必冲在前头，让日本人去发挥为好。但是王葆真已经感受到，在欧美各列强的互相牵制下，之前强行破局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令欧洲各列强考虑东亚事务时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此时的沉默低调其实并不起作用，反而会令欧美各国以为革命委员会又在盘算着什么计划了。在欧洲大战打到这种程度之后，协约国几乎已经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都用尽了，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让革命委员会保持沉默，而是让革命委员会把自己的要求公开出来，然后放到台前进行讨论。

    英国现在最为担心的就是，还没有把力量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的革命委员会作出什么错误的判断，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变故，那么东亚的局势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化了。现在他们对于日本也是如此，寄希望于在公开场合用国际条约堵上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不是在私下否定日本的要求，从而激怒日本人，招致不可预测的后果。

    因此，在外交事务上已经颇有经验的王葆真，并不想错过这个日本人在南洋创造出来的机会。只不过之前两次会议上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而日本方面还在指望着英国人能够放手让他们在荷兰人身上挖一块肉下来，因此并没有向革命委员会示好，他也就不着急出声了。

    他原本以为，还需要再熬一熬日本人，对方才会醒悟过来，在南洋问题上能够支持日本的其实只有中国而已。却不料日本人居然来的这么快，还表现的这么直白，差点让他都不知该说什么了。

    当然，这种慌乱在王葆真身上很快就消失了，既然日本人把餐桌都摆好了，难道他还不敢下筷子吗？只是略一低头瞧了一会放在面前茶几上的南洋地图，王葆真就调适好了自己的心情，转而平静的抬头看着牧野代表说道：“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重要的不是获得哪一部分，而是要先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若是以武力来划分世界，那么革命委员会现在对于南洋就没有任何要求。”

    对于王葆真现在表现出来的冷静，牧野伸显心里确实是比较赞赏的。作为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在11岁时就跟随岩仓遣欧使节团赴美，并在费城度过了初中到大学的少年和青年阶段，牧野对于美国的实力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而之后在伊藤博文手下做事，又从这位日本政治家身上学到了不少国际关系方面的认知，因此牧野伸显一直都是明治天皇身边关于外交方面的重要顾问。作为日本外交界的老前辈，牧野伸显以为日本年青一辈的外交官，就定力和国际视野而言，恐怕确实不及面前的这位中国人。

    只是，牧野伸显手中有着这位中国外交官的生平资料，这位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学生时期，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惊人的才能。和比他小八岁的那位天才外交官顾维钧相比，王葆真最为出名的，还是他回国参加革命，遇到了那位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并迅速为其所用的故事。

    革命委员会和同盟会之间最大的区别大约就在于，提到后者便是孙文、黄兴，如果不是宋教仁被刺杀，这位的名头恐怕在普通人中都流传不起来。随着黄兴也病故之后，社会革命党也只剩下了孙文这一面旗帜了。

    但是提到革命委员会，上海的耿谨文，北京的周树模、王葆真，天津的宋小濂、夏阳，满洲的朱和中、宋云桐、梁廷栋等人，都有着不小的名气。虽说，革命委员会中名声最为响亮的还是那位领袖吴川，但是这位却并没有把其他人的光辉给掩盖掉。

    也正因为如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管是日本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一开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判断都出现了偏差，他们都把革命委员会当成了同盟会，认为这是一个由各地革命党人临时组合起来的革命团体，只要稍稍拉拢一下，这个革命团体也许就自己崩溃了。

    于是，北洋政府也好，日本人也罢，虽然他们的确拉拢了一些人，但是这些人脱离了革命委员会之后就变得无能了起来。不仅没有起到瓦解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反而成为了北洋政府和日本情报机关的负担，他们可没有这么多钱养这么多废物。

    也就是从孙文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而北都都都都四武洋却落败于革命委员会开始，不管是北京还是东京，都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吴川本人身上。如原敬和牧野就认为，吴川并不是依赖于这些中国的才杰之士才取得了满洲革命的胜利，而是这些中国革命党人跟从了吴川，才发挥出了超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