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到一的旅程被中断了，因为他违法了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双方现役军人除外交武官之外，必须先向对方使馆申报自己的行程和事由，才能以私人身份入境。

    佐佐木到一作为现役军官偏离了自己的申报行程，祭奠战友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被革命委员会通过的，因此佐佐木就干脆没有写在自己的申报行程上。于是在被中国人报告给警察之后，他很快就被送到公主岭警局关押了起来。

    得到通知的长春日本领事馆于三日后赶到了公主岭，证实了佐佐木的身份并要求其写下了悔过书，然后佐佐木就被革命委员会宣告驱逐出境，并禁止其在三年内以公私身份入境中国。也就是说，佐佐木到一即便以外交武官的身份也无法入境革命委员会治下了。

    长春领事馆的外交官对于佐佐木私自更改行程也很恼火，因为佐佐木的犯规毫无价值，反而给了革命委员会留下了一个借口。自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朝鲜击败了日军之后，日本外交官发觉自己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狭小了。

    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自开商埠16处，商埠开设一处，日本政府即同步跟进，在开埠之区设立领事馆或分馆。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日人在东北的领事馆和领事分馆已经超过了20处。

    这些领事馆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外交机构的权限，和其他列强在中国的领事馆一样，成为了兼职殖民地机构权力的特征。比如1907年日本以保护朝鲜人生命财产的名义派出了60多名日本警察和宪兵越过图们江，在龙井村设立了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随即在当地实施了非法的警察权。

    1909年11月，在和清政府的交涉后，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变为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开始办理外交事务和对当地的朝鲜居民进行管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正试图把所谓的“间岛地区”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来管理。

    1914年中朝日三方爆发战争，北朝鲜地区从日本重新独立，革命委员会乘机就把龙井地区及安东地区的日本领事馆通通关闭了。虽然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恢复这些地区的领事馆，但是遭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拒绝，而在革命委员会去年收回天津各租界司法权和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再次对东北各地的各国外交机构进行了调整。

    简单的来说，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国缩小在华外交官的编制，并严禁各国外交官干涉中国的内政和进行同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行为。革命委员会的这些行动主要还是针对俄国和日本，因为满洲过去正是为两国的势力地方，俄国还在外蒙、新疆设立了不少的领事馆以扩展俄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日俄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同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共识，但是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之间的短暂战争，使得俄国临时政府在远东失去了大部分的话语权，过去俄国在外蒙古地区、在满洲地区的领事馆正不断被迫关闭，只留下了哈尔滨一处总领事馆，沈阳一处领事馆。

    失去了俄国的援手，其他列强也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沉默，日本颇有孤掌难鸣之势。因此日本外务省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重新开始谈判，试图至少保留满蒙地区最为重要的8处领事馆。在这样的敏感期，却爆发了佐佐木到一事件，这显然让日方在谈判中又多了一件不利的因素，自然来接人并陪同佐佐木前往大连的外交官对其没什么好脸色了。

    不管是这位日本外交官还是佐佐木到一自己都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他们虽然声明偏离行程只是一个误会，但是心里却已经开始承认这一事件的过错在于己方。而在过去，日本军官在中国的战史旅行从来不会被认为是一种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

    佐佐木到一在大连坐上了返回日本的客船，在船上他无暇欣赏秋季大海的美景，而是把自己关在了客舱内为自己的这趟旅行做了一个总结，“…从以上这些见闻来看，满洲之民众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好坏同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了一起。昔日宗方先生所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则满洲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合体，我国若想重返满洲，当不可不忽视满洲民众对于保卫满洲的意志…”

    在佐佐木乘坐的客船离开大连港的时候，旅顺工科大学正在举办1917年度的入学仪式，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驻大连、旅顺办公室主任王永江和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出席了这场入学仪式。

    1913年旅顺工科学堂开始招收中国学生，1915年旅顺工科学堂升级为旅顺工科大学，这两次变化的背后是中国革命军击败了南满铁路护路军，中国革命军在山东和北朝鲜战胜了日军。

    1914年中日朝鲜、山东战争结束之后，以江浙浙湖浙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为首的日本议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赴日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