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自从18世纪被满清特许成为和关东及南方各港口的贸易中心后，虽然并没能改变漕运的大格局，但是从关东向天津港输送的粮食却是不断在上升的。19世纪初，每年就有近百万石粮食从奉天海运到天津港，从而补充了京直一带城市人口扩大所带来的粮食匮乏问题。

    等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将天津强行开埠，天津地区的人口就开始快速的增长了起来，而北方运河的淤塞，也使得天津港迅速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粮食贸易港口。

    和粮食贸易的快速上涨相比，天津同内陆腹地的联系则增长的更快，在天津没有开埠之前，天津港并不是北方物产输出的首要选择。但是随着天津被开埠之后，天津港同内外蒙古、关外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就开始加深了。

    从内外蒙古和西北地区过来的羊毛、皮革和药材，华北的原棉及其他商品，开始源源不断的通过天津港向海外输出。于此同时，天津地区的手工业及小工厂也渐渐兴旺了起来。

    于是到了20世纪初，天津的城市规模差不多已经和北京相去不远了，以官吏、学者为核心的北京城同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中心的天津城相比，更是缺乏了几分活力。此次水灾爆发之后，成百上千的难民立刻跑来了天津，因为他们觉得天津这地方更容易活人。

    但是对于夏阳来说，这些难民聚集到天津来确实是个压力。因为现在的天津城几乎陷入了瘫痪，中上游暴雨成灾，对于下游的天津城来说，危险的不是下暴雨的日子，而是在各条海河支流把上游的大水送入海河干流所引发的洪峰。

    天津号称九河下稍，但是海河的入海口却并不大，即便是普通的水患都能看到大水漫城的景象，更何况是今年这种号称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日租界一带靠河的街道水深接近一米，街道两侧平房几乎不能住人，即便那些楼房内的居民出行，也需要靠着小舟往来。至于海河左岸的俄租界，因为没有修筑堤岸，河水更是出现了漫灌现象，已经有民居被大水给冲垮。

    而现在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根据他收到的消息，永定河保定段因为严重淤塞，上游的水位不断升高，假如保定地区的政府和军队不及时加以处置的话，永定河一旦决堤，保定和南运河之间就会成为一片湖泊，那么到时天津以南、以西的平原将会变成一片泽国，受灾的人数将会成倍的增长。

    在夏阳忧心忡忡的同时，天津的商会名流们倒是情绪稳定的多了。如卞月庭、李宝诜、叶兰舫、张伯苓、严范孙、黄郛等人，在出现暴雨成灾的迹象时也是对天津城可能受灾的情况担忧不已，因此很快就自发的组织起了地方上的赈灾会和救济会。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革命委员会同过去迟缓且无力的官府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海河上游传来了警讯后，天津市政府就开始了排查危房和保证粮食、燃料及洁净水的供应，并组织起了警察和军队对河岸进行巡视，并采购了许多麻袋、铁锹等物资。

    于是，等到了8月份大范围降水结束后，天津市场上的物价几乎并未有什么大的变动，这和1912年天津城遇到水灾时的情形完全是天壤之别。虽说这场大水对于天津的工商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因为天津市政府的积极抗灾姿态，天津市民倒是没有出现从前那样的惊慌失措情绪，忙着往家里屯粮屯煤，整个城市依然是井然有序的。

    这样一来，天津绅商们的赈灾救灾行动就成为了锦上添花之举，而不是灾民们的唯一指望了。这对于天津绅商们来说，自然是大大的松了口气的。毕竟如果政府无力救灾，而他们又无力帮助灾民的话，不管是天津还是整个华北地区就都要乱了，而世道一乱，生意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因此，革命委员会在这次水灾中的表现，得到了这些天津绅商们的极力赞扬。天津市政府的抗灾和赈灾行动，也就获得了天津市民们最大程度的配合。

    8月12日，胡秉柯抵达天津，在和夏阳交流沟通之后，8月15日夏阳、胡秉柯召集了天津的绅商就海河全面整治一事，向众人征求了意见。

    张伯苓是第一个出声支持全面整治海河的江浙浙湖浙，他向着众人说道：“我觉得全面整治海河确实是势在必行，1912年水灾已经让天津城损失惨重，今年又发了这么大的水灾，要是不把海河整治好，我们把天津修的再好，最终都是一场空啊…”

    盐商家庭出身的李宝诜则有些狐疑的问道：“整治海河自然是件好事，但是整治整条海河可不是一件小事。若是细算起来，海河各条支流流经的区域，北可到太行，南则临黄河，然后向东汇入海河经天津入海，我们要是修一修门前的这条海河还成，要是想要把海河的各条支流也修上一边，这钱可就花了海去了…”

    由银行家被任命为天津财政局局长的叶兰舫则对李宝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