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周学熙，从滦州公司退出后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启新洋灰厂。去年，启新水泥获巴拿马国赛会头奖，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而在1911年引入丹麦的新机器后，日产水泥更是达到了2100桶，成为了当时中国水泥厂的佼佼者。

    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启新洋灰厂最大的对手其实只有日本水泥厂。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启新洋灰厂的计划。

    一直以来，周学熙为了保证启新水泥在中国水泥行业的第一地位，可是出尽了手段的。一是利用自己同北洋的密切关系为启新厂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比如把税收从2.5%减少到2.22%，从滦州公司获得廉价的煤炭，降低铁路上的运输成本等；二便是收购其他地区的水泥厂，然后减少这些水泥厂的生产能力。

    但是周学熙的这些手段用在革命委员会上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之前试图说服革命委员会无需自己开办水泥厂，也拒绝了和对方合办，但是很快革命委员会就在吉林和辽宁办起了自己的水泥厂。到了去年，革命委员会投资的三家水泥厂，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300万桶，足足是启新厂的3.75倍。

    而今年据说这三家水泥厂的新生产线启用后将会突破450万桶，此外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新投资的水泥厂也接近完工，年生产能力约为150万桶，也就是说明年革命委员会的水泥产能将会达到600万桶，是启新厂的7.5倍了。

    革命委员会这种丝毫不顾及市场规模大小的投资，几乎就把启新水泥厂给打蒙了。1911年一桶水泥大约在2两2钱左右，但是到了1912年因为日本水泥进入争夺中国市场，启新水泥厂一度把价格定在了每桶1两5钱5分，不过民元成立各地都在大兴土木，特别是东北大修公路、铁路，使得中国市场上的水泥价格最低也就达到2两8钱5分每桶，之后的市价就一直在4两2钱每桶徘徊。

    1914年欧洲爆发后，水泥最高价甚至达到了10元每桶。但是也就在这一年，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水泥厂开始陆续投产了，到了1915年初水泥市场价格就被打到了7.5元每桶。这还是在革命委员会自家水泥用量消耗了大部分产能的情况下，要是没有东北这么多建设项目，估计市场上的水泥要被打到3、4元一桶。

    对于革命委员会这种做事的方式，周学熙也是又爱又恨，对方这种大手笔的投资基建，使得水泥市场的需求一直再扩大，这对于启新厂来说自然是利好消息。比如那个丰满水库大坝的浇筑，一天要浇筑7000立方米混凝土，也就是每天要消耗近2万桶水泥，仅这一个项目就消耗了革命委员会自己生产的大部分水泥，幸亏这是分期浇捣的大坝，否则革命委员会光是购买水泥就能让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了。

    但是革命委员会对于水泥厂的不断增加投入，甚至听说革命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制造水泥生产线了，这就让周学熙顿生无力感了。革命委员会仅仅是现在露出的水泥产业这一角，就已经让他望而兴叹，如果对方再这么发展下去，启新厂迟早要败落下去，因为启新厂无法自制水泥生产线，又不能继续依靠政府的权力给予启新厂以特殊优惠，迟早要被革命委员会投资的水泥厂以低价击败。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革命委员会透过新上任的天津市长释放出在实业投资上的合作意向时，他立刻从北京匆忙赶了过来，因为他希望能够至少保住启新洋灰厂在河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夏阳给出的条件不可说不好，但是周学熙踌躇了半天之后，还是向对方询问道：“那么革命委员会给出这些优待的条件，究竟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呢？”

    夏阳扫视了一圈室内的众人，看着这些人都认真的望着自己，一副颇为紧张的样子，他只是沉吟了数秒就开诚布公的说道：“革命委员会既然得到了管理天津的权力，自然是希望能够让这座中国北方最繁华的港口继续繁荣下去，甚至还要比之前更加繁荣。

    我们希望同各位合作，并对我们希望各位所投资的产业进行扶持，想要获得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城市的繁荣。按照吴主席的说法，一座城市想要繁荣就不可缺乏实业，而想要让实业获得较大的发展那就得具备四个要素，社会秩序的安定，资本的密集，技术的密集和劳动力的密集。

    后三个要素，各位相比要比我懂的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就完成是政府的责任，如何让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一是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二便是给那些闲人一份足够养家糊口的工作。

    天津城约有人口61万有余，但是能够称得上成规模的工厂却只有32家，其他多为手工作坊，正因为如此天津城内的混混才屡屡禁绝不了。哪怕打掉了一批为非作歹的，那些无事可做的闲人依旧还是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依旧会再冒出一批混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