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给出的要求对于军队来说并不高，但是对于军事委员会来说就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了。要维持这样一只部队，那么最重要的反而不是军队本身，而是对于后备兵员的组织、训练能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和后勤物资的保障能力。

    但是反过来，以这种作战思想作为建军原则，也就极大的削弱了军队的自主性。单支部队一旦离开了由军事委员会所构建的军事供应体系，其战斗力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过去那种将领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局面已经很难再出现了。以政委为主导的军中两元首长制，在这样的军队改革中终于被稳定了下来。

    这种军制改革也是某些旧军官难以适应，最终选择叛逃北洋的重要原因。毕竟他们过去已经习惯了，军中应该由长官说了算，而不是像国民革命军这样，下边有一个士兵委员会反对自己的命令，身边还有一个直接向军事委员会负责的政委，按照某些军官的说法：“这哪是带兵，完全是受气的小媳妇。”

    只是在政治委员抓住了士兵们的思想，军事委员会又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供应，革命委员会又建立起了义务兵役制及退役后的士兵工作安排之后，军官们反对改革的声音便渐渐消失了。不过随着军队开始正规化之后，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也开始被限制，他们只允许就士兵生活及惩罚问题上给出意见，不允许就训练及作战命令提出抗议。

    军事委员会的权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过，如果说过去军事委员会向部队下达命令时，还要考虑一下部队主官个人的情绪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各部主官纷纷向军事委员会要求任务证明自己的忠诚了。

    按照某个德国总参谋部派出的军事顾问而言：“革命委员会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我们花了一代人才完成的工作，让军队无条件的服从总参谋部的命令，这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中国人的服从性不及日本人，但是就创造力而言则远远胜过了日本人。”

    也正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在军制改革中的表现，使得德国陆军派出的军事顾问们一致认为，如果能够把革命委员会拉进同盟国的体系，一定能够在远东创造出惊人的表现。

    只是在完成了军制改革之后，德国的军事顾问也发现，过去那些接受德国军官操练、组建的落后国家的军队一般都会靠拢德国，但是在这里则出现了偏差。革命军的上层军官虽然对德国抱有好感，但是中、下层的军官却认为德国应该放弃对华殖民利益，才是两国缔结友好关系的开始。

    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对于革命委员会也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革命军的迅速成长对于德国来说自然是乐见其成的，但是革命军丝毫不受德国控制，反而倾向于民族独立的心态，又对德国在华利益构成了重大挑战。

    如果不是考虑到欧洲战争将临的局面，革命委员会武力的壮大更加不利于协约国，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大约早就中断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遗余力的把参谋制度、总体动员、铁路调配管理等经验传授给革命委员会。

    就如霍夫曼少校所言：“我们正在喂养一只真正的老虎，幸好首先要考虑如何对付这只老虎的是俄国人。”对于中国了解不多或是对于满清时代的中国了解的太多的德军参谋并没有把霍夫曼少校的评价放在心上，他们始终都认为世界的中心就在德国，因此远东发生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世界，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是德国当前所要面临的这场大战。

    不过对于军事委员会来说，对于吴川所给出的命题作文，各个分管委员很快就讨论出了一个结果。首先就是对于人员的动员，以当前革命委员会所拥有的兵力是无法应对预备挑起战争的日本陆军的，更何况一旦战局对革命委员会不利，俄国很有可能会和日本联手先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麻烦，然后全力去应对欧洲的战争。

    如何动员地方人员参军，军事委员会已经有了一个预案，但现在的问题是动员的规模需要进行严谨的讨论。按照军事委员会所拟定的动员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动员，那么相应的军工生产能力也要进行扩大，后勤保障及运输能力也必须紧紧跟上，否则这种动员就是无效的。

    朱和中向吴川如此说道：“动员规模在10万人以下，则对于今年的生产任务影响最多不会超过30%；但是一旦突破了10万人的规模，则东三省必须完全转入战时供应体制才能跟的上军队的物资消耗。不过那样的话，今年的经济将会相当难看了。”

    对于朱和中委婉的劝说，吴川自然是理解的。所谓经济难看，其实就是意味着外资有可能撤退，那么整个东北就有可能被迫进入长期战争状态。因为只有战时体制才能限制外资流出，也才能让东三省的民众获得大量的工作。当然，这样的话一战的红利他是不要想了，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革命委员会截留资本的问题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