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在关外忙碌着的时候，1914年的关内也热闹的很，先是1月白朗军连破六县，招募部众近万人，一时横行于霍山、六安一带，周边的北洋军居然没有敢出兵剿匪的。

    而袁世凯对于这种小事并没有放在心上，趁着革命委员会拒绝在恢复宪法之前参加国会，他干脆于1月10日解散了国会，并宣布要为中华民国建立一部真正的宪法。革命委员会对于北京政府的宣言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于是袁世凯便在1月26日急急忙忙的推出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在试图重建中央政府权威的同时，袁世凯还派人干掉了从南方监狱逃出的应夔丞。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国民党人之外，社会舆论已经不太关心暗杀宋教仁的凶手了，大家现在更为关心的是，袁大总统会弄出一个什么样的宪法出来。

    但是2月27日赵秉钧在直隶都督兼民政长任内暴死，第二天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同时教育部又下令各学校、商店将教科书中刊有孙文、黄兴照片及对孙、黄赞扬之词一律删除净尽。

    不少知识精英这才意识到，袁世凯想要的新宪法恐怕和要远远超出各界能够忍受的下限。各地反袁的声音开始零星出现，特别是在中学和大学中尤为盛行。

    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禁止政治结社及同盟罢工，规定学生不得政治结社，也不得参加政治集会。3月9日袁世凯令设清史馆。3月11日袁世凯颁布维护纲常名教的《褒扬条例》。

    4月1日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限制言论自由。4月9日康有为在《不忍》杂志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限，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同日，撤消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5月9日，袁世凯又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直接对其负责。

    从1月到5月的这一系列政治操作，袁世凯几乎把军政权力完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同时也让国人看清楚了其人独裁之本质。虽然袁世凯试图强力压制各界的不同声音，但是当他把自己和礼教捆绑在一起之后，反袁就反孔，反孔就是反袁，这已经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操作了。

    原本对于革命委员会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教，打倒孔子等言论还有所不满的自由派精英，瞬间就从中间派转向了激进派，并开始对孔教会、对君宪派领袖康、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这种思想和文化上的冲突，很快就让知识精英把矛头指向了孔子这位圣人的本身，要把这位圣人从神坛上扯下来摔个粉碎。

    站在袁世凯这边为其摇旗呐喊的旧文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新旧思想的冲突会变得如此爆烈，原本还颇受世人敬重的孔孟圣人，在扯上了政治之后，从人格到思想都成了中国一切不幸的根源。之前还在社会舆论上颇有声势的孔教会，在学校中成为了大多数学生唾弃的对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种思想或文化的流行或衰落，并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认可。孔孟思想在学校被学生们所鄙夷，也就意味着孔教会离失败不远了。不过孔教会的骨干们并不承认这种失败，他们一边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边公然向袁世凯献媚，试图依靠强权来压制思想上的异端。

    只是这些旧文人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北洋政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袁世凯的命令既不能指挥东北和胶东半岛，就连西南诸省对于北洋的政令也是阴奉阳违。因此不管袁世凯如何尊崇孔子，如何发布政令控制言论，依然无法控制住那些反对孔教，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声音。

    不过，这些旧文人们并没有看到北洋政权的局限性，反而认为各地之所以老是有反北洋、反大总统、反孔教的声音，主要还在于：名不正，言不顺。这大总统一职是共和国的首脑，按照共和国的体制，大总统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大家选个人出来承担这个职位而已。

    反过来说的话，如果大家觉得你当总统不合适了，你就应该下台。因此国人当然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袁世凯、批评政府了。而且共和体制和伦理纲常也完全不匹配，只要大总统是民选的，那么就无法用受命于天的封建纲常思想去同这些反对声音辩论。

    于是在全国上下开始激烈批评袁世凯解散国会，并擅自颁发未得国人认可的宪法和更改总统制等违背共和理念的举动时，袁世凯面前也就剩下了两条路。第一条，就是接受孔教会为首的旧文人的拥戴，废除共和国登上帝位；第二条退回到解散国会之前的政治体制，继续和那些议员扯皮。

    袁世凯想的倒是很清楚，走第二条是不可能的，他好不容易才把军政大权聚拢到自己手里，再把权力交出去，这一年多的精力不是白费了吗？更何况，国民党虽然是被赶出了国，但是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