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月23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之后，袁世凯对于用军事解决革命委员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而革命委员会迟迟没有向山海关方向进军，也让袁世凯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也许并没有打算和北洋做生死之搏，这样在政治上解决也就存在了可能。

    只是就在袁世凯思考着该怎么和革命委员会交涉的时候，这日下午济南再次传来了一个噩耗。国民革命军终于开始向济南进军，驻扎于济南辛店大营的第五师剩余官兵难以抵挡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不得不弃城而走，撤退到了济南北面的德州城。

    靳云鹏惶恐不安向北京发电请罪，说自己因为袁大总统的恩典才得以得此都督山东之重任，原本他是想要为大总统鞠躬尽瘁的，谁知自己才疏而智短，上任不过数月就引发了山东之大变，辜负了袁大总统的深情厚谊，若非国民革命军仍在追击之中，他早就要把自己囚禁起来，等待北京来人治罪于他了。

    袁世凯召集了大总统府的幕僚开会，让阮忠枢把靳云鹏的电报给大家读了一边之后，便勃然作色的喝道：“乳臭小儿欺人太甚，仗着手里有只军队就横行霸道，完全没把中央政府之权威，国家之安宁放在眼里。我就不信了，我袁世凯经历了这么多风浪，难道还能栽倒在这门口的小水沟里？

    既然吴畏之想战，那老夫就和他战个痛快。叫你们过来，就是让你们给我草拟军令，让北洋诸军都给我尽快收拢部队转身向北，我要和吴畏之在北京城下决一胜负，我倒要看看这国民革命军究竟有几斤几两，何以如此张狂。”

    杨度等人沉默不语，他们其实知道，袁世凯越是如此装腔作势，便越是不想打。倒是北京城的步兵统领江朝宗听了袁世凯的话，立刻慌张的劝说道：“大总统怎么能够自困于京城，京畿一带的可靠部队也只有一个混成旅，要是山东的革命军真的打到北京城下，这么大一座城池怎么守的过来？

    而且今年夏天大水，河北受灾不轻，京畿一带百姓的口粮都需要从南方运来的，这革命军打到京城哪怕不立刻攻城，通往天津的道路被切断的消息传开就够京城百姓乱成一片了。大总统还是先避一避吧，先去洛阳等到段、冯两位将军带兵北上，会和了他们手中的力量再打回京城来，这才是万全之策啊。”

    杨士琦这才跟着劝说道：“江统领的话是正理，这北京城是死物，就算让革命委员会占住了一时，他们也不能把它给搬回东北去。眼下整个直隶地区空虚的很，滦州兵又不能轻动，动则山海关易手，两路国民革命军合击之下，我们只会败的更快。

    相比较而言，大总统您才是我们北洋的核心，只要您在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您若是不在，谁又能指挥北洋诸军北上收复京畿呢？您自困于北京城内，岂不是正好为革命委员会解决了一个头痛的问题，也让在外围的北洋诸军难以决断他们的行动啊。”

    袁世凯似乎被杨士琦这番话语给说服了，他在堂前来回踱步数次，方才颇为迟疑的看着杨度问道：“皙子，你怎么看？难道我只有南下了？”

    杨度沉吟了一会后回道：“若是革命军真的有入关的意思，那么大总统确实该避让一下。昔日崇祯皇帝宁死不走，结果南明因为乏人主持大局政争不断，最终才有了大清这200余年的天下。

    若是南方诸军得不到大总统的消息，我看光是决定由谁来主持大局就需要一个极漫长的时间，大总统切不可自误啊。不过，即便大总统要走，至少也该搞清楚这吴畏之要的究竟是什么。否则我们这么慌慌张张的抛弃了京城，恐怕日后就很难让天下人信服中央的权威了。”

    袁世凯沉默了许久之后问道：“该怎么去试探吴畏之的想法呢？”

    杨度想了想便说道：“听说徐东海徐公正寓居于青岛，不如请他出面问一问。徐公昔日总督东三省，官声政绩都为东北绅民所称颂，就连吴畏之也数次发文称赞徐公为东北的工业化开了个好头，要求各地官员以东海为师，切切实实的为人民做点实事而不是光喊口号糊弄上级。”

    袁世凯沉思许久，方才对着阮忠枢说道：“斗瞻你替我走一趟，我亲自给东海写封信，望他看在过去的情谊上，这次可一定要伸手帮我一把了…”

    然而隔了一天之后，从济南传来的消息却更让袁世凯心寒了。昨日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军进攻了济南，而是革命军的哨探出现了在了济南城的郊外，但是早就因为青州、周村两场大败而人心惶惶的济南守军，迟迟等不到援军到来的消息，也没有得到靳云鹏的进一步指示，到底是战是走。

    在度过了焦虑不安的两天之后，这些成军没有多久的新兵在哨卡看到了革命军的哨探出现后，误以为革命军的大军就在后方，于是给后方的济南城疯狂报警，然后驻守城外第一道防线的北洋第五师官兵就炸营了。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声称革命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