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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2章(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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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进入五月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也迎来了第一次政治危机。4月24日,在南方组阁的唐绍仪抵达天津,次日到京城。随行的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农林总长宋教仁及部员数十人。

    4月26日,唐内阁于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定每周二四六于国务院开会,一三五日于总统府开会,下午治部事。

    但是唐绍仪因为在此前加入了同盟会,此次还以赞同南方民党阁员带兵北上以换取他们加入内阁的行为,遭到了北洋派官僚的不满和攻击。其次唐绍仪回京后支持由南方民党人士接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这不仅引起了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也令袁世凯警惕了起来。直隶都督就是前清的直隶总督,这一职位维系着京城和北洋集团的安危,袁世凯自然是不肯让出给民党的。

    于是在袁世凯的默认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带头发难,弹劾唐绍仪“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并在市面上流传出了唐总理之位不保的传言。

    虽然此类传言并不代表唐真的要倒台,但是已经说明唐失去了北洋上下的信任。而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爆发的矛盾,更是加速了唐绍仪内阁的倒台。

    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

    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这立刻引发了旧理藩部司员的不满,这些人和赵秉钧相熟,也不愿让其为难就干脆一体辞职,但这便让内务部陷入了瘫痪之中。

    赵秉钧不得不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出席了5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调停唐赵两人的矛盾,但未过几日赵秉钧再次前往总统府,向袁当面再次要求辞职。

    袁世凯对于这两人的矛盾也是感觉棘手,他对身边人哀叹道,“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

    唐绍仪在失去北洋集团的信任和支持后,很快便受到了其他党派的猛烈攻击。起因是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

    但是随着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四国银行团于5月正式提出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银行团。唐绍仪当即向银行团提出质问,“为什么你们不向革命委员会抗议?他们现在在关外不也正向银行团之外的银行筹款吗?”

    银行团代表立刻回道:“革命委员会并非中国政府,且他们并不是政治借款而是商业贷款。不过既然唐总理你这么说了,那么我们也郑重表示向贵政府抗议,请你们立刻阻止革命委员会的借款行为,我们要求满洲事业的开发也应当归纳在银行团的贷款范围之内…”2

    对于四国银行团的无理要求和欺软怕硬,唐绍仪只能拂袖而去。但是六国公使很快站出来为银行团撑腰,并提出了借款条件:除退还续借比款外,还需监督借款用途。据说,此项要求是因唐绍仪此前赴南方“共用银五百万,并无簿记可凭”,失去外交信用,故银行团“以中国财政前途如此危险,坚持非监督财政,决不滥予巨款”。1

    唐绍仪拒绝了监督借款用途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向银行团借款不成,他将向国内绅富劝募公债。借款谈判于是陷入僵局。之后,唐绍仪决定把借款事务交给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

    听说了这起外交冲突后,一些参议员以“借款滥用”为由,对唐绍仪进行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出面向参议院为其缓和解释。

    而熊希龄这边接手大借款谈判后,在他的努力交涉下,银行团同意不再派员监督财政,改设借款管理员,“中外各派一员,会同监理用途”。双方约定第一批借款1000万英镑,后批借款约4000万英镑,允即交银300万两。

    眼看着北京政府总算走上了正轨,但是5月23日参议院召开闭门会议时,中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张伯烈、李国珍为首领,对唐绍仪突然发难,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诘责,把唐绍仪问的无言以对。

    边上的熊希龄一度要求发言为唐辩护,但是李国珍再次上台,言唐在外交上的失败“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气的发昏,离开参议院后便对人讲,“吾生平未经如此之蹧蹋,再到参议院者,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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