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川离开之后，韩赐来终于收起了愤怒向留下的两位少校问道：“两位先生，你们觉得吴的要求合理吗？”

    鲍尔少校谨慎的回道：“合不合理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吴有句话说的不错，现在阻止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和平，就算是他也未必能阻止。

    除了前线的几位将军外，几乎所有人都在等着战争结束。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日本人肯从满洲撤出军队、警察，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同日本讲和了，再打下去惹恼了日本人，也许革命委员会就要吃亏了。

    领事先生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人并不是德国人，他们并没有从小开始培养坚定、勇敢的性格和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个国家城市内的教育普及率也才不到20%，乡村更是低至8%，大多数女性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这个国家的对外战争从无胜绩，即便和法国人对战时占了一些优势，可最终还是签署了一个战败条款。因此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对于外国人都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哪怕他们现在对于日本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内心还是充满了失败主义的。

    之所以他们之前愿意跟着吴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和日本人进行战斗，一方面是因为有着我国的大笔援助和吴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主动向中国人发起了进攻，至少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中国人是在自己土地上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所以才会显得更有勇气。

    但是随着日军的退缩，这些中国人就失去了此前对于日本的愤怒，他们又开始想要过安宁的日子了。这种民众情绪上的变化，不是一两个杰出人士可以阻止的，中国人需要的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领袖，才能改变他们这种过于和平的性格。

    我承认吴和他组织的共和党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但他们还没有达到一言一行就能引发民众在心理上完全改变的程度，这是需要一场又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和持之以恒的民族国家主义宣传、普及的义务教育才能塑造起国民的国族意识。”

    霍夫曼则很简单的说了一句：“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目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战争的目的已经失去。保持双方之间的友谊，也许日后还用得上。”

    对于两位少校的判断，韩赐来其实并没有不同意见。事实上从英国没有坚定的站在日本这边，反而极力约束日本在中国行动开始，皇帝陛下的东方计划就已经差不多失败了。不过对于德国的资本家来说，东方计划却是大获成功的，德国过去十余年在华的殖民行动都不及吴这次计划的成功。

    德国的机器和工业标准对中国的输入规模第一次超过了英国人，这在一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营了数十年，才从珠江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但也不过是建立起了上海这座西化的城市，出了上海之后中国人依旧顽固的保持着他们的传统。

    德国强租了胶州湾之后，皇帝倒是野心勃勃的想要把这里修建为东方的汉堡，但是德国投入了超过2亿多马克，也不过是建成了一条胶济铁路和一座极小的青岛城，山东的中国人依旧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和德国的文化没有半点的交集。

    中国人这种封闭性的社会，简直令德国资本家发狂，他们除了开采一些山东的煤铁资源和压榨些当地的劳动力外，几乎得不到更多的好处。要知道，德国资本家们一开始是希望把山东改造成具有德国文化的东方殖民地的，只有当山东数千万中国人转向德国式的生活，他们才能把德国的工业品源源不断的输入进中国，就像英国人、法国人在上海干的那样。

    而吴川现在正在为他们打开中国的大门，试图让中国人像个欧洲人那样的生活，这正是德国资本家们始终支持吴川的原因。作为德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韩赐来除了外交方面的工作之外，还需要收集当地的人文、工商业等情报。

    比如当前的哈尔滨新城建计划，自1818年俄国工程师希特洛夫斯基把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叉点定于松花江和支流阿什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哈尔滨这座俄国式的城市才在北满出现了雏形。

    这座城市起初的规划就是复制了莫斯科的城市建设，从一个原点引出多条辐射线。但是设计师又在这基础上加以天才性的发挥，加强了辐射线街道的等距离和对角线的运用，并取消了预定的城市边界，从而使得哈尔滨这座翻版城市比莫斯科看起来更为从容。

    韩赐来认为这座城市的设计大约达到了11世纪后期的欧洲水准，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这座城市的设计已经是相当杰出了。但是对于11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头十年的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