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并没有理会那些参与毕业典礼的本地委员们的纠结心情，这场战争对于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来说的确是一大危机。如果在战场上国民革命军接连失败的话，那么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就会被打回原形，再也无法主导东北三省的革命形势了。

    不管是日本人、俄国人还是东北本地的地主绅商，都是不可能听从一个军事上失败的政治势力，来规划东三省的新政治格局的。而那些开明的地主绅商们在革命高潮来临时，大约还会有些民族主义，但是一旦革命委员会失去了镇压他们的武力，而外部敌人又显得异常强大时，他们的民族主义就会让位给保证家族安全的亲族主义了。

    但是反过来，这场战争也未尝不是一次机会，一次把人民团结到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身边的机会。在物理学上，钻石和石墨粉的本质其实并无不同，只不过它们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不一样的环境，才被塑造成了两种物体。

    这场对日战争给东北民众所带来的重大压力和威胁，完成可以成为重新塑造东北民众精神面貌和形成中华民族整体的熔炉。但是在那之前，吴川需要对革命的群众基础再一次进行取舍了。

    革满清帝室的命，在满清权贵这十余年来作死的施政下，实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虽说在同盟会等民党的鼓吹下，这场革命是汉民族主义自救的想法，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但事实上，此时的中国人对于民族主义也是一知半解，不过是从日本人那里贩卖了一些军国主义和立宪主义，再加上了中国人自己的实用主义，最后造就了一种让底层民众懵懵懂懂的伪民族主义。

    纵观整个19世纪的历史，没有那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是主张发动民众，先觉醒民众心目中的想象共同体，然后再进而追求本民族的自我解放的。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莫不如是。但唯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主张反清革命的同时，也是坚决反对发动农民阶层的，甚至于各省独立的革命都督府还主动镇压了那些自发起义的地方农民起义军。

    所以，19年的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民族革命，倒不如说是上层知识精英和地方乡绅联合下的军事政变。虽然这场军事政变因为迎合了一部分民主革命家的政治诉求，从而冠上了革命的招牌，但是主导这场革命的始终是各地的乡绅，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把黎元洪抬出来领导革命，就已经说明了这些革命者并无勇气和旧体制进行彻底的切割。而袁世凯出山后对湖北军政府又打又拉，湖北军政府内部居然也就开始摇摆不定，直到黄兴、宋教仁抵达武昌后，军政府内部才算是稳定了下来。

    面对南方革命党人模糊不清的政治面貌，吴川自然不敢将革命的领导权轻易让出。他只能推动革命继续向前，把原先有些空泛的敌对目标满清政府，做进一步深化，将革命委员会的敌人指向-依靠土地地租不事生产的食利阶层。

    这实际上已经触动到了地方乡绅的利益，除了少部分投资实业的乡绅外，大部分地方乡绅就是依靠着大片土地的地租过日子的。特别是奉天西部和南部、华北、山东地区，这些地区都有着极有名气的大地主，他们的土地跨郡连县，在地方上几乎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吴川在演讲中把矛头指向了这些人，自然让一些旁听者胆战心惊了。不过在吴川看来，没有比今日更好的时机解决这个问题了。之前对于亲日破坏分子的打击，已经让人民有所觉悟。而日军退出调停单方面进攻的行动，又让普通民众大感愤怒。

    在这个时候，把民众的愤怒指向那些对社会毫无贡献的食利阶层，起码就能迫使一部分地主寻求和革命委员会和解，从而为革命委员会对农村的改造打开通道。至于那些顽固不化者，在革命委员会拥有大义的名分下，也就失去了群众的同情。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样的口号不仅能够吸引到面前的这些年轻学生们，还能安抚住党内的布尔什维克们。虽然在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的努力下，党内的布尔什维克们勉强接受了吴川所提出的阶段革命论，但是随着从欧俄而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人数不断增加，拜斯托雷平被刺事件，尼古拉二世正在欧俄发起一场严厉的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翼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的打击行动。

    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之广，除了每次运动都被视为打击对象的左翼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连资产阶级自由派都被纳入了被打击的对象。内务部和密探总局学习了远东密探分局提供的先进经验，把大批早就看不顺眼的知识分子扣上了消极分子或反沙皇分子的帽子，然后进行了监视居住和要求他们定期汇报思想的迫害。

    于是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暂时前来远东工作一段时间，以避开沙皇密探的骚扰。这些人可不是之前那些工人布尔什维克可比的，他们大多拥有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