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合肥郊外正是桃花盛开，油菜花黄的时候，从蚌埠赶来的张国焘等几人却无暇关注这些美景，他们正在合肥东郊的军营中正对着一群安徽军人进行讲话。

    得到了王亚樵送来的情报后，张国焘就联合了在蚌埠的北大同学去说服了陈独秀。在地方士绅操纵的社会舆论的攻击下，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没有了刚回安徽时的那种意气风发，虽然有着想要改变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对地方士绅抱有的进步期待，使得他陷入了当前的困境。

    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少数几位独立的接触社会主义并抱有同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陈独秀从日本转述而来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使得他更加倾向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主义则抱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哪怕在回国后加入了共和党，陈独秀也依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上，他认同共产主义只会出现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论断。因此，陈独秀也是吴川主要的理论支持者，毕竟吴川现在遵循的就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当然双方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吴川虽然认为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但是吴川主张的是建立无产阶级控制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阶段，而陈独秀则认为应当对资本主义不做限制，无产阶级应当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然后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拿回来。

    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比例太少，因此无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法国巴黎公社的运动，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在初期并没有能力完成革。反过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表明，进步的乡绅是能够转变为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因为他们能够转化为资产阶级。

    因此，陈独秀主张，中国应当先完成一场类似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应当是那些各地投资实业的进步乡绅，也可被称之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然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论断，那个时候才是工人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

    此次他被任命为安徽革命委员会主席时，陈独秀就想要证明自己的二次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被某人批评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为国内自发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者，陈独秀在知识青年中的声望还是相当高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倾向于社会主义，也承认吴川是国内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但是对于吴川尊列宁为革命导师却是不以为然的。

    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为了寻找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不管什么主义都会拿来试一试，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理论派系的开创者，俄国过激主义只是欧洲社会主义中一条不起眼的支流，而列宁的理论甚至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俄国过激主义的唯一旗帜。

    在吴川打着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在东北开创了一片试验田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希望引入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树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旗帜，而不是依附于一个不能得到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俄国人所创造的革命理论，这显然会削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性。

    而在某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知识知界虽然承认吴川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但并不希望吴川成为中国革命理论的解释者。毕竟吴川不是孙中山，孙中山虽然享有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但是孙一个人可撑不起三民主义的实践，而吴川这边几乎把革命实践都完成了，如果不能把革命理论的解释权抢过来，大家以后岂不是真的不用说话了么。

    按照传统的社会伦理，皇帝掌握法统，那么读书人就应当掌握道统，这样才能对皇权进行牵制。大清皇帝不要脸的把法统和道统的解释权都拿到了手里，结果就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来临了。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陈独秀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在东北的高速发展下，其他理论已经无法动摇共和党的统治了，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显学，知识分子们对于陈独秀的支持，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支持。

    所以此次陈独秀回安徽老家时，并不以为这是一个会令自己陷入困境的任务，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他觉得安徽地方士绅应当会有所转变，他们应当欣喜的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才对。毕竟在他看来，共和党统一全国之势已经不可抵挡，因此这些士绅早一天投向共和党，才能在新时代占据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很显然，中国的乡绅们要比英国的乡绅顽固保守的多，不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什么都好说，想要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哪怕是螳臂当车，他们也是要试一试的。

    推动安徽的资产阶级主动革命试验到此宣告结束，陈独秀也非常的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