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的包头，白昼的气温依然在零下六七度，不过这座城市的新建部分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供暖设施，采用热水管道建立起来的集中供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可比自己烧的土炕要保暖多了，也安全多了。而有了这些集中供暖系统，建立在包头的救灾总指挥部及地区机构，也保持了高效率的工作状态，要是在过去冬天可是不办公的。

    在五原、九原建立起来的灾民营地，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已经可以让灾民暂时住进去了，到吴川返回包头的时候，这两个营地已经收容了上千名灾民了。

    当然，这两处营地并不是救灾委员会兴建的全部营地。在这样的季节，西北没有那个地区能够修建一次性容纳数万人的灾民营地，而整个海原地震受灾的人群至少在几十万以上，需要迁移出灾区的灾民也在十几万左右。所以，救灾总指挥部只能不断的把迁移出来的灾民分散到各个地区去，包头并不是灾民的最后一站。

    值得庆幸的是，在共和党的努力下，至少铁路已经修建到了包头、庆阳和宝鸡，因此当灾民被迁移到这三处城市之后，不管是向外迁移人口，还是向这些地区输送物资，都容易了许多。

    于是到了1月下旬，海原地震的救灾事务终于进入了稳定期。这里说的稳定期，意思就是寻找活人的工作几乎停止下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

    毕竟在这样寒冷的季节，被埋葬在废墟下一个多月的人，几乎是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哪怕是侥幸脱困的灾民，如果没有被搜救队找到，在野外也很难活过几天，因为晚上的气温太低了。这样的天气也不适合去挖掘那些冻土下的遗体，只有等到天气回暖再来处理这些遗体了。

    吴川见状也无意在包头继续逗留下去了，在临走之前他又同驻扎在包头的几位西北局的党委委员进行了交谈，就如何安置灾民和黄河流域的开发问题进行了交流。

    和高崇民的沟通最令吴川满意，这位分管农业的西北局委员，显然是对当地河套的农业下了一番苦功的，对于河套的水利开发，他部分赞成了王同春的意见，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老在河套开渠上的成绩确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也认同河套灌区的水利设施应当统一管理。土地改革虽然能够让佃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从而唤醒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一些农民的狭隘观念，使得他们把水渠当成了公家的东西，把分给自己的土地则视为了自家的财产，为了让自家的财产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他们就不惜破坏水渠，从而引发了个人和集体，生产合作社同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同水利社之间的矛盾。

    从整个灌区的管理角度来看，王老说的无疑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渠才能开发出更多的良田，但是假如开垦水渠的人不能获利，而各个生产合作社又肆意破坏水渠的话，那么很快整个河套灌区就会萎缩下来了。所以，限制生产合作社的用水，给予投资水渠建设的人员以回报，才是适合当前河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

    但王老说的，让渠主控制水利社的主张，我是不认同的。没有水，就没有河套的良田，若是让渠主控制了水利社，那么河套还能是我们的河套吗…”

    吴川认同了高崇民的意见，他向对方说道：“就我这些日子对西北地区的一些情况的了解来看，本地区最大的问题，还是民间的封建思想过于浓厚了。

    这里不同于关内的其他地区，关内的最大问题是地少人多，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但是西北地区的土地还是相当富裕的，只不过是水利开发不足。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是有，但并没有超出临界点。

    同治回乱，辛亥革命，西北地区损失了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出现了许多小地主，这些小地主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生产，但日子总比那些佃户过的舒服一些。

    这些小地主反感军阀混战，因为军阀要对他们派夫派粮；也对我们保持了疏远的态度，因为我们要推动土地改革消灭他们的土地私有权么。因此他们既希望我们能够维持西北的社会秩序，但又不想我们过多的改变西北的社会秩序。

    而西北也不同于东北，东北人大多是华北移民过去的农民，家世最久的也不过三、四世，所以东北没有什么封建习俗。但是西北这边，最年轻的族群也是元朝时从中亚迁移来的回民，至于蒙汉两族更是此地的原住民了，各个族群都有着自己的传统，而族群之间也存在着对抗的历史。

    汉人和蒙人对于本地回民的警惕，回民对于蒙、汉的紧张，在满清的故意放纵下，已经成为了本地区各族群的心结。而这种族群之间的对抗，对于各族上层来说是有好处的，他们不仅可以借此拉拢底层征兵征粮，还能确保各族底层民众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对于西北的统治。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