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从汉口、九江撤离军事人员，这一系列的事件受到最大震动的，还是日本人。作为战争期间上台，又持续到了战后的原敬内阁来说，此时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关头。

    对于日本的资本家来说，支持日本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原敬及政友会，显然是他们所属意的好的日本政治力量。但是对于日本的平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而言，原敬的政治民主化就是一个骗局，因为他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而是代表资本主义民主的金钱政治。

    虽然原敬组建了日本维新以来第一个政党内阁，打击了幕末革新以来的藩阀政治，但是原敬并没有把从藩阀那里夺来的权力交给平民，而是交给了资本家，并达成了藩阀和资产阶级合流的政治局面。

    原敬一边批评着藩阀政治所存在的各种弊端，但一边却又积极的保护着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比如在取消了对于外国粮食进口的高额关税后，原敬并没有去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反而限定了工人工资的行业最高限额。

    而在战争结束后，一些资本家面对外贸订单的快速减少陷入经营困难时，原敬又动用了大量税金去支援这些资本家，说是：“…想要保住日本的经济，就要先保住这些财团，只有先让资本家活下去，工人们才有工作养家活口。”

    然而，这些财团拿到了政府的援助金后并没有用来更新机器和改善经营，他们大多把政府的援助金发给了股东当成股息，然后继续关闭工厂开除工人。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都没有享受到战争带来的“成金”好处，反倒是因为战后订单的减少和降低粮食关税而遭到了损失。

    原本对于原敬内阁颇具期待感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也对于原敬在政治民主化上的犹豫感到不满，原敬虽然自诩为民主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心中并不是那么的支持民主。

    原敬自己在日记中就这样写道，“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

    由此可见，原敬距离一个民主主义者还是有着不少距离的，如果把他放在英国的话，那么他只能算是一个保守派，类似于丘吉尔的立场，也许还要比丘吉尔更右一些。

    对于日本陆军的太上皇山县有朋来说，从原来对政党的嗤之以鼻，到现在对于原敬的赞赏，其实都逃不掉一个定律，日本陆军已经越来越难以被长州派所控制了。

    明治以来，陆军推动义务兵役制和实施陆军士官学校培养年青将校之后，日本陆军就越来越倾向于国家化，官兵主张向天皇而不是向长州藩效忠。毕竟现在陆军各个师团都是在日本各县按照地域组成的，士官学校也是遍布于日本各地，从这点来说，陆军基层对于长州藩实在难以培养起特殊的情况。

    昔日长州藩之所以能够控制住陆军，因为倒幕军就是以长州藩军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如山县有朋、久扳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等，都出身于长州藩，因此长州派才能在陆军中一直居于核心位置。

    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是幕末的藩国体制，甲午战争之后出生的日本人都把自己视为了日本国民而不是藩国之民。长州派在陆军、萨摩派在海军，想要继续搞藩国时代的军阀治军方式，已经招到了年青军官们的极力不满。这不仅有违他们从小受到的皇国教育，也阻碍了他们在军中的上进之路。

    而在另一方面，藩阀控制国家所带来的贪腐行为，也让国民失去了对于这些维新豪杰的敬仰，特别是在西洋民主主义传入日本后，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求日本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于是如山县这样的明治元老，就同时面临着军中年青军官的反抗和政治上民主人士的批评。

    寺内正毅内阁的倒台，正是长州派在政治上的大失败。而更令山县措手不及的是，寺内正毅在去年的病逝，让长州派损失了一员大将，使得长州派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个旗帜人物，此时的田中还无法接替寺内成为长州派的军政领袖。更何况，在寺内去世后，上原勇作终于揭竿而起，在年青将校们的支持下和田中义一争夺起了对于陆军的控制权。

    于是在这一非常时刻，山县只能支持原敬，至少这位保守派政治家还需要军方的支持，而不会和长州派翻脸。反之要是让其他倒长势力上台，那么长州派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而对于山县和原敬来说，此时的日本最好还是安静一些为好。山县是希望等待着田中成熟起来，能够真正的成为长州派的新领袖；原敬则是想要先消化掉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胜利品，并进一步调整日本的工业结构，

    欧洲战争的结束，让原敬意识到以日本的国力想要参与到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