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吴川也同钱德拉·鲍斯见面交谈过数次。这位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在看到了阿富汗王国、波斯人民的抗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伟大胜利后，也开始从民族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他认为，在对付英国对于印度民族的殖民统治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显然更能团结印度民族。

    吴川当然不会在他面前指出，当前的印度并不是一个民族，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主义，他赞成对方说道：“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古老民族，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所以，中国人民能够理解印度人民被殖民者统治的痛苦，因为我们也在被殖民的边缘。

    那些殖民者试图挑起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境矛盾，以此来转移印度人民和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我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揭穿这些殖民者的险恶用心外，其他的民族理念只会被殖民者所利用。

    所以，我国人民是支持印度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抗争的。但是我也想提醒您一句，印度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某个程度上是愿意和你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他们未必愿意给印度人民以真正的自由，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取代英国人，坐在那个奴役印度人民的宝座上。”

    钱德拉·鲍斯的家境其实不错，否则他也不能前往英国剑桥留学。对于吴川的提醒，他也深有同感的回应道：“确实如此，今次印度农民起义的失败，就是许多地主背叛了农民，他们配合英国人说服农民放下武器，并将那些想要继续斗争下去的农民领袖出卖给了英国人，否则英国人是不可能这么迅速的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国大党内部，充斥着亲英分子，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托洛茨基等苏共领导人也相当的重视印度的民族主义进步分子，特别是如钱德拉·鲍斯这样试图用社会主义理论去改造印度社会的左倾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传播革命理论之外，托洛茨基更希望能够和印度独立力量达成合作，在推动印度独立的进程中，配合红军拿下整个波斯地区。

    波斯王国在战前就是俄、德、奥斯曼、英国的角力之地，当然在战前波斯主要的列强势力还是英国和俄国，一个占据了波斯北部，一个占据了波斯南部，奥斯曼帝国只在波斯西北地区有些影响力，至于德国纯属是来晚了，只能捞取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战前的波斯就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中国极为相似，只不过中国的疆域更大一些，列强一时还吞不下而已。而在波斯，英俄的势力已经相当的渗透到一些偏远地区了。

    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就开始了和俄国争夺波斯北部的控制权，德国外交官瓦斯慕充分的发挥了其外交上的才能，煽动了波斯南部的游牧民族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试图打通协约国前往印度的通道。瓦斯慕斯日后也有了一个极有意思的外号-“波斯的劳伦斯”。

    不过很显然，英俄两国对于奥斯曼帝国和德国试图进入波斯地区的行动极为警觉，因此双方很快就加强了在波斯的驻军。当然，英俄之间虽然是盟友，但是他们之间自己也互相警惕着，在波斯南部爆发反英起义的时候，英国人并没有要求俄国人南下支援，而俄国也漠视着这场起义。

    反过来，当奥斯曼帝国出兵凡城，试图入侵波斯西北地区的时候，英国也采取了坐视，任由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在那里互相争斗。俄国虽然控制了波斯北部地区，但是在波斯的兵力却严重不足，特别是土耳其人联合了波斯境内的反俄穆斯林后，俄国在波斯的统治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为了保住俄国在波斯北部的利益，俄国人选择了支持库尔德部落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并派遣了名将巴拉托夫。在1916年初的时候，俄军几乎已经剿灭了波斯北部的反俄武装，连这些武装组织中的德国、瑞典军事顾问也都被关押起来。

    于是到了1916年12月，稳定住了后方的巴拉托夫，再次带着俄军回到了哈姆丹省，开始消灭当地的反俄武装与土军人员。可就在俄军在这一地区渐渐占据上风，眼看着要攻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时，二月革命爆发了。四月份巴拉托夫被解职，改为尤登尼奇指挥。在波斯境内的俄军开始出现成批的逃亡，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更多的俄军逃离了波斯，少量的俄军军官则投向了南部的英军。

    不过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本应该趁着俄军溃散反攻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后方爆发的希腊民族起义，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对于波斯北部和阿塞拜疆等地的进攻。等到恩维尔帕夏镇压了国内希腊民族起义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奥斯曼帝国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和不是扩张领土而奋斗了。

    虽然英国人开始从波斯南部迅速的向波斯北部扩张，甚至一度达到了巴库附近。但是英国想要吞下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