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公使埃斯顿爵士对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颜惠庆反问无言以对，除了北京政府之外，他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对象了。因为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几乎都是背离了国际条约的。

    如果说的再直白一些，共和党人根本就没尊重过所谓的国际秩序，他们总是把过去满清签订的条约视为一种历史文物而不是现行的秩序。

    特别是那个共和党的领袖吴川，按照朱尔典的说法，那个他还没有见过的中国人，把条约视为一种力的角逐平衡，当力的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么就应当重新签署一份新的平衡后的秩序，而不是试图继续用旧的已经被破坏的平衡来约束新的平衡。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去自然是被英国外交官所推崇的，因为过去的英国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世界，世界应当适应强大的英国，而不是英国去适应世界。所以为了让英国不至于毁坏这个世界，就需要一种条约来确立英国对于世界的统治。

    但只要见过凡尔登战场和索姆河战场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尸体，那么埃斯顿爵士认为英国人就应当知道那个战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特别是在阿富汗战场上和巴黎和会上所遭遇到的对于英法统治世界权力提出的挑战，那么英国人就知道，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快速崩溃。

    在来中国之前，埃斯顿爵士一直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印度大陆而已，虽然这里人口众多，但是在英国外交和武力的压制下，中国人不会比印度人干的更加出色。也许英国统治世界的秩序正在崩坏，但他觉得至少不会明天就出现崩坏的局面。

    但是在中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埃斯顿爵士承认自己过去对于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印度只能说是数百个土邦联合起来的大陆，那么中国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看起来，还有许多拥兵自立的军头。

    可是这个国家的文字是统一的，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度量衡也是接近统一的，货币也是统一的，哪怕各地中国人的口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国家的民众之间还是可以交流的，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才是真正的外人。

    这和印度不同，因为种姓制度的存在，外国人在印度不会被视为外人，而是被视为刹帝利阶层。但是在中国，哪怕一名欧洲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也不会被中国人视为自己人。这也就意味着欧洲人在中国始终都是少数派，而不能像在印度那样，在融入印度社会后，就能获得那些底层印度人的效忠。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证明了，过去欧洲在世界各地采取的那种殖民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也许可以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给自己以优待，但一旦到了中国内部矛盾爆发的时候，他们这些外人就会首先成为中国人的攻击对象。

    是以，朱尔典为代表的驻华外交官们，研究出了一套在中国的特殊殖民方式，就是通过扶植中国的中央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压制住民间自发的排外运动，然后再通过金融上的控制汲取中国的财富，并控制住中央政府。

    不管是满清还是之后的袁世凯政府，都没有逃脱英国人的控制。但是朱尔典很坦白的告诉埃斯顿爵士，“共和党是个例外，我们既不能使用军事力量压垮他们，日本已经试过两次了。也不能采用金融和商业的方式去控制他们，因为美国人和德国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位置。

    不过在我看来，美国人和德国人虽然抢走了我们的位置，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这场战争给了共和党一个摆脱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机会，而共和党也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因此，现在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共和党经济命脉的机会。现在的满洲地区就像是上个世纪兴旺起来的西里西亚或是鲁尔区，除非这一地区来上一次日俄战争规模的战争，否则就不能打断满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假如要让我来形容满洲地区对于中国的意义，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普鲁士王国对于德意志的意义。而共和党，更像是中国的霍亨索伦王室。依赖于满洲工业化建设形成的强大实力，共和党正将他们的意志从满洲向着关内扩张。想要打断这种新兴力量的扩张，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周边同盟。

    但是很遗憾，除了日本之外我们已经找不到其他帮手了。更糟糕的是，现在的日本似乎也失去了同共和党正面交锋的兴趣。他们现在对于没有力量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群岛更感兴趣。”

    埃斯顿爵士最终也只能对着颜惠庆表达自己的愤怒，并在双方的外交关系提升上做一点文章。和那些待在亚洲许多年都没有回国的英国同僚相比，埃斯顿爵士对于这场大战对于英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清醒的。毕竟他不是在远离战场的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