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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8章(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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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68章

在柏林期间,吴川还去拜访了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并列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吴川对其还是很感兴趣的,事实上他更期望对方能够前往中国教授一段时间的组织管理学。
对于吴川提出的邀请,马克斯.韦伯并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而是向他描述了自己去年和鲁登道夫就民主理论进行的谈话。
韦伯:“你认为我会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民主看作民主吗?”
鲁登道夫:“那么,你心目中的民主是怎么样的呢?”
韦伯:“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选出了他们所信任的领导者。之后,被选举的人说:现在,闭上你们的嘴并服从于我。人民和各党派都不再拥有干预领导者事务的自由。”
鲁登道夫:“我喜欢这样的民主。”
马克斯.韦伯说到这里,端起了手边的咖啡喝了一口,这才不紧不慢的补充道:“事实上,那一次我同鲁登道夫进行谈话的目的是,请他为德军总参谋部所犯下的政治错误负责,牺牲自己,挽回国家的荣誉。
但是很遗憾,他拒绝了我,并声称德国的失败不是总参谋部的问题,而是有人朝着德国的后背捅了匕首。事实上,当时我还有对民主理论的补充没有说完。
再后来,人民能参加判决。如果领导者犯了错误,就让他受绞刑!现在,您还欢迎我前往中国教学吗?”
吴川轻轻为其鼓掌后说道:“这正是我想让中国人知道的民主。和您的民主理论相比,您的组织管理学似乎有些逊色了。”
马克斯.韦伯看着吴川的神情思考了半天后说道:“教完这个学期之后,我很乐意前往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不过我希望贵方能够给我对东方社会伦理的研究提供一些方便。”
吴川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并说道:“我们会给您派遣一些助手,以方便你的社会学研究,但是我们希望您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我们开放,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
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研究人类行为的专家进行交谈,其实吴川是蛮紧张的。不过两人的交谈十分之顺利,也就让吴川有些低估了这位的破坏能力。
吴川还在德国四处走访的时候,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的动荡之中。严格来说,这应当是战争的后遗症。如一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对于各参战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场大变革。这场社会变革的目的就是,一切为了战争,要把一国之工业产能、资源和劳动力都利用起来。
这种变革的背后就是,国家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岗位,比如军队;国家也浪费了许多资源,比如弹药和军火等。一旦从战争回到和平,军队复员带来的大量失业必然会让社会动荡不安。而减少弹药和军火的生产,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是进一步压缩了工作岗位。
因此在从战争向和平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是出现大量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给退役军人发放的遣散费,其实就是政府通过印钞票来支付账单。
六、七月份的时候,法国巴黎首先爆发了大罢工,因为仅巴黎一个区,男女失业工人就有20万。巴黎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巴黎地铁工人要求增加月薪到450法郎,50岁之后给养老金。此时的巴黎,一个旧牙刷2法郎,一双皮鞋60法郎,1法郎合银元0.4元。
紧接着,伦敦、澳洲、加拿大、苏伊士,皆出现了罢工风潮。美国芝加哥电报工人6万人发起罢工,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都出现了工人罢工和暴动事件。所有的工人运动都从反对战争转向了提高工人待遇的经济斗争,并附带上了政治诉求。
在这些国家中,美国的资本家是最为惊恐的。最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美国至少拥有4000-5000万工人阶级,而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美国甚至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去反对工人阶级。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数,1900年不过50万,1904年上升到了150万,战争爆发时增加到了200万,1919年更是突破了400万名。
和俄国的统治者一样,当统治者没办法直面问题根源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出来。美国的政治精英把战争期间本土的工人运动暴涨,认为是酒精惹的祸。于是在1919年1月16日通过了宪法第18修正案,禁止在美国制造和销售酒类。
美国的工人运动,迫使威尔逊总统不得不向英法做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让欧洲安静下来,从而让美国恢复安宁。美英法得出的结论就是,德国必须保持民主制度,莫斯科必须被隔绝于地中海和波斯湾之外,德国不能吞并奥地利。
而同样的,德国资本家迫切的需要协约国打开海上贸易通道,并向德国注入流动资本。四年多的战争,让德国公债的余额达到了2200亿马克。哪怕是按照德国马克的贬值去兑换,这也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字。
沙赫特虽然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是中俄并不能解决德国当下的流动性问题。在德国资本家看来,巴黎和莫斯科给的好处能够一起吞下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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