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一整个五月，吴川除了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动共产国际的运行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事宜，但他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观察人民委员会和整个苏维埃俄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上。

    虽然他曾经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国试验总体战的理论，以对抗日本人。但实际上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没有被逼迫到要打总体战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开战之前储备了足够的物资，并主要利用了从俄国被驱逐回国的华工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还没来得及把革命军的力量扩张到东北每个乡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真的是穷鬼，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根本就没想过再打一场日俄或甲午大战。

    因此在革命军时代也好，还是革命委员会时期也好，共和党都没有用到自己的钱，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总体战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始终都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落到实处。甚至有些委员单纯的以为，总体战就是统计居民的日常消费，然后按照计划供应。

    但是在莫斯科，吴川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总体战的政权是如何运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最严酷版本了。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需求是不被考虑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社会运营的最低需要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追求的不是让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让社会组织所需要的部门保持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仓库，然后按照社会运营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确保以最少的资源，让整个社会运转起来，而不至于崩溃。一般来说，一个崩溃的社会，大量的资源都会被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从而带来更多的死亡。

    对于俄共布来说，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满契合党的理念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极大的生产力下进行分配，现在则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过一个是按照个人需要，一个则是按照组织的需要。

    弄明白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理念，吴川也就搞明白了为什么人民委员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一个政权才能够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只要政权没有被消灭，那么这个体系就能持续的运转下去。但是俄国境内的那些白卫军和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就不是一个政权，而只是一股势力，只要失败一次就垮台了。

    因此，只要人民委员会不垮台，那么人民委员会所领导的政权就不可能失败。革命委员会运来的物资，充其量是雪中送炭，但并不是决定人民委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大多数人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是觉得是革命委员会拯救了人民委员会。

    吴川不会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会去纠正广大俄国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更何况，向俄国人示好的并不仅仅只有革命委员会，胡佛所领导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在向比利时和法国民众进行救济的同时，也正为俄国儿童发起救济，这使得俄国人对于美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战时共产主义虽然能够让苏维埃俄国在内外敌人的围攻下活下来，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于经济恢复，因为它的运转太过低效了。因为要确保每一份物资都发放给组织所需要的人员手中，以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因此哪怕是对一家小小的童装工厂的工人发放奖励，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