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驻华代表克拉辛花了20天时间，终于在8月17日抵达了莫斯科。当天晚上他就获得了列宁的接见，虽然他第一时间就把吴川写给列宁的信件交了出来，但是列宁到并不急着看信，而是就远东的局势仔细的询问了克拉辛。

    虽然克拉辛一直保持着向莫斯科定期汇报的习惯，但是在列宁看来，人民委员会对于共和党及中国的情况了解的还是太不够了。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老布尔什维们，都把欧洲革命的胜利希望放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身上，在他们看来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一场预先的演习罢了。

    但是随着十月革命之后的欧洲形势的发展，列宁已经有所预感，也许德国革命的高潮是不大可能出现了，因为直到今年六月，德国还在西线发起了进攻，这完全不像俄国在战争的后期，士兵对战争已经充满厌恶，国内反战的舆论占据上风的情况。

    这样一来，俄国革命也许只能依赖于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了。不过列宁并不会把这个判断告诉给党内的同伴，以避免打击党内原本对于战胜帝国主义就不够信心的同志们，于是中国同志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在政治意义上就被提高了。

    正因为党内不少高层知道中国同志并没有放弃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支持，使得这些党员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总算是维持了下来，特别是在萨马拉和察里津战役的胜利后，从察里津到莫斯科的铁路路线重新被打通，从南方来的粮食运抵了莫斯科，这极大的鼓舞了原本士气低落的莫斯科工人和市民们。

    在意识到也许可以依靠中国方面的支持度过这个革命之后最为艰MTODMw难的冬天，列宁就忍不住想要对余粮收集制进行调整了。从7月开始的余粮征集行动虽然保住了城市居民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支持，但同样也破坏了人民委员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二月革命前后开始，俄国的乡村就处在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局势下。既不像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导力量；也不像白卫军说的，农民是反苏维埃的；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宣言的，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定盟友。

    谈到俄国的乡村就不得不谈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将原本的贵族地主-农民组成的乡村，改造成为了贵族地主-富农-农民的三元结构。在斯托雷平之前的土地改革中，贵族地主实际上已经把多数土地交给了村社，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则是从村社中划分出了富农这一阶层。

    二月革命前后，直到十月革命前乡村农民的暴动，实质上主要针对的并不是贵族地主，而是富农这一阶层。因为对于这些留在村社里的贫苦农民而言，富农更像是一个盗窃了他们财富的小偷，其次才是对地主占有公共土地的不满。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采取的就是承认这些贫苦农民的做法，承认他们收回富农的土地再由村社进行重新分配的行动是合法的。反倒是社会革命党人，在富农和村社农民之间摇摆不定，他们一边承认村社农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却又反对村社农民强行收回富农的土地，因为富农正是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

    萨马拉科穆奇民兵的主力就是富农，因此一开始还认同社会革命党的农民们在得知，社会革命党反对人民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帮助富农收回土地之后，很快便成了科穆奇民兵的反对者。

    明面上，科穆奇民兵对抗的是服从于人民委员会的红军，但是在乡村其实已经变成了富农和村社贫农之间的对抗，至于地主们反倒是成为了旁观者。虽然人民委员会所颁发的征购粮食法令和之后的余粮征集制并不能获得村社贫民的支持，但是相比起想要夺回家产的富农，村社贫农还是认为人民委员会至少更加值得支持。

    因此面对人民委员会派出的各支征粮队伍，村社贫民很快就把这些征粮队伍引向了富农阶层，依靠着红军的力量粉碎试图恢复革命前乡村的富农及地主阶层。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富农的积蓄也要比贫农多的多，征粮队伍从一家富农手中获得的粮食至少抵得上十家甚至更多户贫农的家庭积蓄，这大大的降低了乡村的抵抗情绪。

    列宁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将余粮征集的对象主要放在了富农身上，从而和村社贫农结成了同盟。当然，他心里很清楚，这样的方式不过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搜刮下明年的粮食产量必然会极大的减少，因为富农会在今年大部分破产，无力再耕作多余的田地。

    只要有机会纠正这样的政策，列宁自然不会放过。中国的援助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是他要弄清楚中国方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帮助苏维埃俄国度过这样的混乱，还有就是吴川及共和党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他不能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寄托在吴川个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