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都属于绥远，名义上都是属于傅作义的掌握。

    1935年的最后这四个月，南边的红军实力急速膨胀，占据宁夏全境，大半个甘肃，外加整个陕北。

    1935年十一月初，榆林之战刚结束不久，北进的榆林的红军，立刻就派出一支偏师向鄂尔多斯高原进军。这支数量不过千余人的红军，北上之时，却携带大量的药物，打着“医疗援助”的旗号到处交好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部族。

    青霉素、链霉素，包虫药，三大神药一洒，治病救人交好买马一气呵成，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民，他们的眼里就只有红军而没有南京国民政府了。

    傅作义是1934年长城抗战后才掌控绥远，鄂尔多本是他的“遥远”大后方，新官上任时，傅作义的注意力也一直都放在东边的省会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因为偏远且人口稀少，从前绥远政府在这儿的影响本就非常地弱，这里在仅仅只有少数官员联络人。

    当红军北上时，当地的本就弱小得可怜国民政府势力不是望红而降，就是吓得丢职而逃。到1936年一月时，红军的势力已经将整个鄂尔多斯完全渗透。

    面对这个走了两万多里还没有崩溃，反而越战越强的对手，即使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的包头，傅作义也感觉到了南面迎面扑来的巨大压力。

    他在绥远是“新官上任”，在他之前的阎老西对鄂尔多斯的控制力本来就是接近放羊。傅作义接手之后，精力、兵力、物力，全放在东边的察哈尔应付着越来越大的日本人和蒙古德王势力的压力。在他心里，鄂尔多斯原本只是一个无关紧要，“贫瘠的后方”。经营成本极高甚至得不偿失，各方势力一度都将这儿视为缓冲区。

    他 哪里会想到，才过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先前还被常秃子追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红军，出川后瞬间变身成过江猛龙，只用四个月时间就成长为横扫陕、甘、宁三省的巨兽，兵逼鄂尔多斯，直接顶在了他最虚弱的后腰上。

    傅作义很清楚，鄂尔多斯虽然贫瘠（其实地下全是宝），但是丢了这片缓冲区，就等于将包头送到红军的嘴边。更让傅作义感到恐惧的是，他北方的“近邻”，蒙古，确切地说是驻扎驻在蒙古的苏联红军，在八月之后对傅作义的态度，也由原先的“亲近”转变为了冷漠。

    傅作义当然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傅作义是在长城抗战时出名的，担任绥远主席后，由于他的一些相对进步的治民方针，以及“能打仗，反日，有明显追求进步倾向”的政治特征，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关注，甚至能拿到一些苏联的秘密援助。出身晋绥军的傅作义，多少也沾染了一些阎老西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政治能力，担任绥远主席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除了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被他带入绥远的家底35军，实力也一再扩张，到1935年底时，总兵力已达到3万人。这在人口只有200万不到的绥远省很不容易。（实际上此时绥远的有效治下人口只有一百多万）。

    红军在十二月底结束西北战役后，大量部队逐渐东调，尤其是榆林方向的红军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傅作义瞬间就感觉到了来自南边的强大压力。

    对于南面的红军，傅作义现在是头痛万分：从各方面传来的情报，以及三马快速的溃败速度，他估计南面的红军能调动的总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旦其全力向北，自己手中的这三万人马根本不可能挡住。

    更要命的是，傅作义背有苏俄，东有日军，东南则是中央军......

    日本人的野心，常秃子的野望，傅作义早领教过了，至于北面的苏俄，傅作义就更是恐惧 。

    两年前，在新疆，盛世才和马仲英发生冲突。马仲英一度占据上风，几乎将盛世才逼入绝境，然后盛世才在绝望中急抱苏联大腿，苏联出兵相助，轻松击败了马仲英。而南边的红军和苏联的关系，还有最近正在国内喧嚣日上的“红军将要北进，攻入绥远，打通和苏联的交通线”的传言，更是让傅作义盲刺在背，忧心不已——发出上述传言的，一是日本人，二是常秃子。

    日本人就不必说了，满蒙生命线，他们对绥远的野心早就路人皆知。红军发动榆林战役时，日本就派出特使暗中游说傅作义，提出“联日抗俄灭赤”的建议，被傅作义当场赶走。

    而在最近，常秃子的特使也是时不时地上门拜访，一见面就送上一百万银元的大礼，然后就向傅作义提出了中央军可以出兵“相助剿匪”的建议。

    常秃子同样看出了红军的势力继续向北发展，一旦和蒙古有了陆上连接的危险性。红军现在虽然占据宁夏省，理论上已经和蒙古连接，但是连接的位置有大段沙漠和无人区阻隔，苏联人就算想运送物资也力有未歹。

    真正有战略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