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这病，就算有了特效药，要彻底治愈（根治），其实也是相当麻烦的，因为其复发率极高——要彻底的清除人体肺部的结核杆菌。通常的治疗周期是半年——六十年代链霉素刚发明使用没几年时，当时治疗都是这样地麻烦。

    目前链霉素在上海甚至全世界都被炒得火热，但是上海那些打了利福平的儿童和用了链霉素的成人，其实都只是暂时病情好转，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反复。对于黑心的资本家来说，这当真是一种可以把病人的钱榨干的“好病”。

    十公斤的药，大概只够把全苏联的肺结核病人暂时治好，许多患者将来一定会再复发。

    要把染上这病的病人彻底地治好，差不多连着给病人打上半年的药才最保险（中间根据情况需要作出一定的间停）。从获取好处来说，这简直是一本万利。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家是最恨那种能把病人一次治好的药，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给病人“治”一辈子不停地薅羊毛。

    那个即将交给斯大林的箱子里，黄克就附送了一份21世纪的医生在和肺结核做斗争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治疗经验报告，把一切都说得很明白。

    从那天在华清池进行了“全力”传送至今，大黄克和小黄克又进行了两次“全力”传送。第二次传送时，足足传送了二十五公斤的抗生素过来——这一次全是清一色的利福平，而后的间断冷却期高达十三天。第三次传送时重量上限达到了五十五公斤，这回换成了十五公斤的利福平和四十公斤的链霉素，而间断的冷却时间只增加到了十五天。而下一轮的大规模传送的间隔时间也快到了，到时候能传送的物资重量会更多。照这样增加下去，未来平均一个月，另一个自己每月能传送的物资，未来很可能会增加到一百公斤左右，至于还能不能再上升，那就不得而知了。

    链霉素或利福平如果真的四百美元一针，长期打半年，按完全治愈的标准，通常一个病人最少也得打120针以上，即四万八千美元，按半价算也要二万四千元美......估计全世界都没多少人能打得起。

    离开天水前，黄克和主席等人说起过这事，他们听说他报出来的全套疗程完整治疗的费用，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但其实还有更快的，比卖天价药更凶残的圈钱手段的。”

    有些事黄克没有对潘汉年说出来，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建立链霉素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赚快钱的手段。

    黄克和潘汉年在六国饭店的宾馆里呆了一会儿，很快就等来了下一波的接头对象：董牧师和地下党天津分部的负责人！

    当黄克找到中央红军后不久，当时的董牧师还在西安做“交际”工作，靠着黄克给的两百人份的链霉素，“半价”售卖或看人头赠送，那段时间他在西安是混得风声水起。他在那里待了七天，在卖掉了部分的药物后，更和返回西安的杨虎城结下深厚的友谊（杨虎城也是一个基督徒）后，董牧师方才带着卖药所得的十余根大黄鱼金条返回上海，而后上海的孤儿院方面，就一直由他出面负责打理。

    而这几天他是按中央的指示，来北京给张学良“传教”的。（史实也是如此）董牧师的人际关系非常地广，又有黄克留下的治肺结核良药当“开路先锋”，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北平，都异常地吃得开。

    和董牧师一起过来的是地下党在天津分部的负责人。两人是在六国饭店附近的一家普通酒馆和潘汉年接头——而黄克没有参加进去，他现在的身份是高度保密的。

    潘汉年先是和天津分部的负责人接头，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他们全力监视天津码头日本货物的装卸，尤其是军火的装卸，一有情况就立刻向上级汇报。

    历史上西北三马大约在1936年七月起，从日本分批次购得大批枪械军火，而其运入三马的运输路线，就是从天津港上岸，然后再经铁路等手段转运。由于历史被黄克改变，现在三马面临的压力远胜历史，这个交易一定会发生，而且会被提早。

    为了不让三马更轻易地获得军火，天津的地下党就接受了这条指令，从现在起就开始动用手中的人力物力，监视天津地区港口码头和铁路仓库的货物流入流出。

    该负责任人拿了潘汉年提供活动经费离开后，董牧师这才随后出场。潘汉年和他见面，除了传达中央的指示，以及给黄克的身份“站台”外，另一个任务，就是询问对方在张学良府上打探到的消息。董牧师道：“东北军上下现在的人心惶惶，大部分军官都不愿意去西北和红军打仗。但是没有了地盘的张学良太穷了！和他一起入关东北军加上家属，总人数超过四十万人，这几年他为如何安顿这些人，一直弄得焦头烂额。”

    比历史上董健吾在东北军和张学良处一直被奉为贵宾，现在的他还多了一重身份:外国名媛公主艾琳娜的代理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