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胜主席的两个儿子，“杨氏”兄弟住在董牧师前妻黄慧光家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地下党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的破坏。

    从1933年9月开始，为对付中央特科安插在军警特务中的警报系统，中统特务采用了“细胞渗入”的手段打入上海地下党内部。所谓“细胞渗入”，就是抓到人后立即带到附近旅馆突击审问，快速办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马上释放， 使叛徒不被发觉，作为内线细胞渗入中共党组织。由此，情况变得更加险恶。有多么险恶呢？

    中统的报告说：“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 自1933年9月开始， 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 其中已接受我们任务的有183人。因此， 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 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 5个月间， 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特科“红队”，被中统派遣的“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邝惠安就是红队队长。

    1934年6月26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特务逮捕， 与其一起先后被捕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 以及工作人员、巡视员、交通员共20余人。李竹声在特务劝降下叛变后，供出盛忠亮等人的住址。

    1934年10月5日， 第二任上海中（蟹）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电台的周秀珠、电台台长王友才等九人先后被捕。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蟹）央局机关第三次被破坏。第三任书（蟹）记黄文容、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董牧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和上级失联。

    这三次大破坏使上海地下党的机构几乎损失殆尽， 人员损失尤为巨大， 只能从上海各系统中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临时班子， 暂时负担起上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5 年3月下旬，成立了由刘仲华( 中（蟹）央（蟹）军（蟹）委干部) 、贺昌之( 中央特科干部) 、浦化人( 中央宣传部干部) 为首的上海临时中（蟹）央局。

    可是，只过了四个月，1935年7月22日，上海临时中（蟹）央局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三十余处，上海临时中（蟹）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8月，上海军委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特科，剩余的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等地。

    至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基本上完全被破坏殆尽，组织上对岸英兄弟的月供因此中断。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期，董健吾本人因“红色”嫌疑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而失去经济来源，又因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浦化人被捕不得不隐藏起来。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隐藏，无人顾及的情况下，黄慧光作为一个不是党员的家庭妇女，独自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和两个“来路不明”的湖南娃子，其心情和境况可想而知，肯定是终日提心吊胆，生活异常艰难，气急了打骂孩子的事情，恐怕难以避免。挨饿又挨打，两个倔犟的小兄弟离家出走，历史上二人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大概是七到八月期间离家出走，而后在上海滩流浪了近一年。

    而黄克和董牧师摊牌见面的时间点，正是1935年6月中旬，上海地下党组织遭遇第四次大规模破坏前昔。

    董牧师所以能逃过连续三次的大规模破坏，主要原因是他的工作方向特殊，和被破坏的临时机关那伙人不属于同一条线上——确切地说，是失联了。如今正在上海工作的新组建的地下党机关部分，人员才刚刚到位，由于通讯问题和大规模的破坏后的恢复期，他们暂时还无法和处于失联状态下的上海残留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

    对于董牧师来说，和上级的“失联状态”反而是幸运的，让他得以逃过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地下党组织大破坏。

    对于这段历史，处于1935年的黄克，也仅仅只是通过2010年的自己，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了上面这段短短的千把字的“短暂叙述”，更多的关键详情，比如：中统局这时打进地下党内部的潜伏特务是谁，这期间出现的叛徒是谁，具体情况经过如何，讯息都严重缺乏。

    如果两个黄克没有“失联”的，另一个时空黄克可以通过去查找相关史料，然后按名单抓捕叛徒和特务，跨时空帮助上海地下党，但现在却没有这个办法了。和上级处于“失联”状态下的董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