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日。

    丁卯年，辛亥月，己巳日。

    宜：黄道吉日，诸事皆宜。

    忌：黄道吉日，百无禁忌。

    谭延闿谭主席昨天晚上过得有点闹心，自然是因为他的两个宝贝女儿不省心。

    在去宋家花园之前，谭二小姐和谭三小姐有点“势不两立”的意思，但是回来之后两人就“同仇敌忾”了起来。

    她们一起向父亲提出要留洋继续深造，不准备呆在国内了。

    谭延闿当然知道这是因为倪大野拆的那两个字，谭二不想嫁个一个短命鬼，谭三不愿嫁给一个陈世美，所以想要用留学的方式“逆天改命”。

    他这个做父亲因为妻子早早亡故，又没有另娶，所以又当爹来又当妈，真不大放心让两个女儿留洋，便劝了几句，结果就是一场八点档的家庭伦理剧。

    父女三人不欢而散。

    谭延闿今早起床之后，担心两个女儿又来找到掰扯这件事情，索性来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按照约定去拜访了蔡元培。

    这件事情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出访蔡孑民，谈顷之。

    谭组庵这个人大的本事没有，不过在KM党中的人缘极好，有“甘草翰林”之称。

    甘草么，什么方子都能用，就像谭延闿什么职务都能当；而且他真的当过我大清的翰林，还是光绪三十年大比的会元。

    蔡元培也是光绪帝钦点的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被人称为“翰林杀手”——不是专门杀翰林的杀手，而是想干杀手的翰林，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杀过人。

    这两位翰林公聊了聊天之后，便“至西摩路宋家，家众宾杂沓，无可语者。乃访精卫。（《谭延闿日记》原句）”

    汪前主席见到这两位，颇为奇怪地问道：“孑民兄，组庵兄，你们两个不去宋家，怎么来了寒舍了呢？”

    “精卫兄，宋家人实在太多，我们两个吃不大消，就来叨扰你汪某人一顿午饭呗。顺便来看看弟妹。”蔡元培用很是随意也很亲切地口气说道。

    虽然如今的蔡孑民号称是“蒋氏五老”之首，但是他和汪前主席的私人交情非常不错。

    实际上，他们两个辛亥之前就认识（并不相识），而且还有志一同地热衷于“天诛”——翰林杀手那是名副其实。

    1909年夏，汪前主席在日本组成七人暗杀团，自制炸弹，谋刺清廷要员——就是当时宣统小皇帝的阿玛，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

    他致函旅居伦敦的吴稚晖，询问配制炸药方法。显然由于汪函中亦询及蔡元培，吴特将此函转寄给时在德国莱比锡留学的蔡氏过目。

    蔡随後覆函吴谓：“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同人（同志的意思）所组织之小队，或能发见一惊人之剧。”

    当然啦，“惊人之剧”并没有发生，“惊人之句”倒是有了，那就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而在民元之后，他们两位终于在上海相识，发现对方还是老乡——蔡是绍兴府山阴县人，而汪虽出生在广东，但是祖籍也是山阴。

    然后就是“壬子迎袁”，他们两人是迎接袁世凯来南京使团中重要人物，时人以“蔡、汪”并称。

    凯撒·袁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老巢，于是指使第三镇发动兵变，蔡、汪在煤渣胡同法政学堂住所均险遭不测，也算得上是患难之交了。

    民国二年（1912年）他们两人认为革命功成可以追求“教育救国”的理想，便分赴欧洲，蔡去德国，汪去法国，两人学的都是教育。

    不料第二年就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他们又一起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参与了“癸丑反袁（二次革命）”。

    反袁运动失败之后，他们两家又一起来到巴黎，之后为避开一战战火，辗转来到南部都鲁斯，共度整整三年的时光。

    在这三年里，他们远离国内政治尘嚣，一同究心学术，且遭逢欧战，共尝战乱之苦，二人情谊日渐深厚，并成了所谓的通家之好。

    在此期间，蔡汪二人，还有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这三位都是蒋氏五老）、吴玉章（延安五老之一）等“党国元老”们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也就是说，这一批中国第一代革命家有意无意之间缔造了中国第二代革命家，最后第二代革了第一代的命。

    如今他们两位因为政见不同而分属“宁派”和“汉派”，但是不耽误他们私下交往——这在民国政坛也算是常态。

    谭延闿和汪精卫的交情就不用说了，他们在广州军政府共事多年，早就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朋友了。

    实际上，今年以来常汪二人能勉强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直到如今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