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霖生医院，急诊部楼上的住院部。

    “护士姐姐，侬讲啥物事（你说什么）？常总司令和宋三小姐这么晚来霖生医院看望病人啦？”

    虽然“长庚堂兄”收到了“启明堂弟”的警告，但是他并没有离开霖生医院。

    一方面他受的伤极重，在会昌战役汇总左腿中了三枪，而且之前还接错位了。

    原本以他的伤势是要截肢的，不过两位牛医生医术高超，将他的腿打断重接，这才没让他成为独腿侠。

    “长庚堂兄”就是想走，也要别人帮忙才能走啊。

    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份天衣无缝——嗯，还是有一条缝，不然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实际上，他之后一直用“王庸”这个身份混迹上海滩的三教九流之中。

    而这位“王庸先生”风趣亲和、交友广泛，与KM党中的军警宪特、租界中的巡捕房、乃至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巡捕房的头目还拜托他去打探CP特科领导人陈赓陈庶康的消息呢。

    所以他就从护士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当然也是吓了一跳。

    他心想，这位“启明堂弟”原来说的是这件事情——咦，他怎么知道常校长今晚回来呢？

    不过他到底是个小机灵鬼，哈哈一笑道：“阿拉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他们要结婚的消息，还没有看过真人咧。”

    “这就可惜了。他们是去急诊室，不会来住院部的。”替他换吊瓶的小护士还挺热心地道，“阿拉正好有空，要不推王先生侬去看看？”

    “谢谢侬——真、的、不、用、了！”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床上的男人酒气冲天，闻起来就是喝了不少，连电话铃都吵不醒。

    “呼噜、呼噜、呼噜……”

    他打着呼噜，翻了个身，拿起枕头盖上脑袋，继续呼呼大睡。

    “吱呀！”

    有个小小的身影打开了房门，爬上了椅子，接起了电话之后老声老气地道：“这里是庞府，请问是哪位？”

    “嗯、嗯、嗯，我这就让家父接电话。”

    “爹，爹、爹——你快醒醒啊！”小小的身影来到床边，使劲地推了男人几下，却无法撼动自己父亲身子和他的睡意。

    这个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孩子歪着小脑袋想了一想，走到桌旁拿起半瓶黄酒，又回了床边浇在了男人的头上……

    “啊？！”男人被冷水一激，猛然惊醒，霍然坐起，当即怒斥道：“小吾，你干什么？”

    “小吾”委屈地扁了扁嘴，指着电话道：“爹，黄市长找你。”

    “黄市长？！”

    圆润的男人急忙从床上圆润地滚了下来，光着脚就到了电话机旁，一把拿起听筒道：“膺白先生吗，我是庞梓！”

    “山诺兄，深夜打扰，真是不好意思啊。”听筒里面传出了黄郛的声音。

    我大清有幕友，而我民国有随员——虽然这两者称呼不同，不过实际上都是指官员们的“私人助理”。

    不得不说，中国古代官制相当粗疏，官员们还得自己掏钱给幕友们发工资；而民国总算有了一点进步，官员们只要上任，就可以把他的随员们安插为国家公务员，并从公帑中支取薪水。

    这种陈规和西方普选制度完美接轨，一直沿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宝岛，不愧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庞梓庞山诺正是黄郛过去的随员之一，也是如今上海特别市政府的警务处副处长。

    他这个副处长是专门负责和租界巡捕房沟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引渡他的“前同志”们。

    此人的经历颇为坎（有）坷（趣），不得不说一嘴。

    他是河北南宫人，耕（地）读（主）之（出）家（身）。

    民国十年（1921年）在从河北第四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与三年后的1924年肄业——而他肄业的原因乃是搀和进了该年的北京政变。

    实际上，庞梓和他妻子兼河北四师同学谢迎春——哦，如今是前妻，他们二人均是1921年就入党的资深CP党员。

    这对革命夫妻也是追随李大钊先生，参加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对了，他们还认识莫道远。

    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黄郛也暗地里和北京CP党联络。

    等到10月份，黄郛说动冯焕章等人发动北京政变，一跃成为内阁总理，手下缺人的他就招募了一些CP党员，其中正有庞梓。

    第二年，重新回来执政的段祺瑞迫使黄郛辞职，而下了台的黄膺白居然跑去直隶农村搞了一次调研工作（史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