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党那边的确出问题了，就在KMT陷入新军阀混战的时候，人民党内却闹起了AB团。这AB团说起来原本是大革命失败前，KMT内部的一个右翼组织，而且很早就被摧毁了的。然而，在1930年3至5月间，在苏区的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

    然后在调查的过程中，问题被人为的不断扩大，再加上苏联那边的内部斗争的影响，苏联那边慈父和先知斗得起劲，这会儿慈父刚刚把先知从苏联驱逐了出去，但是先知在整个世界的共党中却是有着普遍的影响的。在人民党内部也是如此。再加上在第一次人民党和KMT的合作中，先知一直认为KMT靠不住，一直觉得人民党应该完全自己干，这种观点，在412之后的人民党人看来，天然的就非常有“先见之明”。

    相反，在苏联获胜的慈父，一直是更加支持KMT的。甚至在原本的历史上，一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了，“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了，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南京，但是苏联的大使居然还跟着KMT政府撤到了广州。

    当然，先知之所以反对和KMT的合作，而坚持认为人民党应该自己干，也不是因为他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而是因为他一向反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联合。所以，他不但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后来也非常反对抗日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者不应该和中国的所谓“开明地主”和“民族资本家”联合，而应该是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联合。这个想法显然的不切实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知其实比慈父还要教条。

    也许正是因为慈父和先知之争，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从苏联人的反应看，KMT到更像是亲儿子，而人民党却明显不受待见。

    但即便是如此，在如今，苏联在人民党这里，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的。所以苏联的肃反活动，自然而然地也就影响到了中国。在各个大小苏区中，也先后开始了肃反。

    412之前，陈仲甫有右倾妥协的错误，但实际上，主导了这种右倾错误的，其实是慈父这一派。但是412之后，陈仲甫已经被开除出党了，慈父一派自然就顺理成章地将锅都丢到了陈仲甫的脑袋上。陈仲甫呢，在被开除出党之后，又和一样被放逐出来的先知派走到了一起，于是过去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就被顺理成章地戴到了先知派的头上。

    既然先知派是搞右倾投降主义的，那么反对先知派，就一定要反对右倾；而反对右倾，就必须左倾。总的来说，就是只要我够左，你们就都是右倾分子。于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人民党中央，就弄得一个比一个更左了起来。毕竟，谁不左，谁就是先知派。而在这会儿，也许是因为处境比苏联更危险，所以国内对先知派的处理方式甚至比苏联都更极端，基本上就是直接枪毙。

    听到华克之的话，李谦也叹了口气。不过这事情，他还真没什么办法。老实说，当初他不肯入党，也就是怕这段时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在苏联，大清洗的高潮还要过几年还会到来，但是在中国，这种肃反扩大化的事情甚至比苏联都来得早。

    既然把右倾的错误丢到了先知的脑袋上，那么如今共产国际有纠正“先知派”的错误甚至是罪行，当然就必须变得左起来。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来信，它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在共产国际那边的影响下，1930年1月11日，人民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日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也就是说，人民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全面地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人民党应该以城市为中心，通过城市罢工乃至暴动，以及红军进攻城市来夺取全国，至少是几个省的政权。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KMT内部新军阀的大混战就在眼前，短时间内拿不出太多力量对付人民党的话，这么一闹，人民党刚刚攒起来的那点身家，不彻底玩完才怪。

    “克之，他们内部还没有真正的统一，思想路线还很乱。”李谦说，“他们内部的这些事情，我们最好少参与。”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谦依旧很忙。一个星期后，田汉和夏衍带着郁达夫来拜访过他。他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在一起研究过剧本了，这时候已经拿出了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