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梁漱溟的问题，李谦立刻回答道：“我们家也是农村出来的，每年我跟着家父回去祭祖的时候，都注意到家乡是肉眼可见的一年比一年凋敝，我怎么能不担忧呢？而且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凋敝，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凋敝，那就是整个中国的衰亡。我们搞学问，搞教育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吗？如果对农村的状况麻木不仁，那还救个什么国？

    梁先生，我办上海大学的医学院的时候，最初的一个构想就是，中国广阔的农村，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所以，上海大学医学院创建的一个宗旨就是：‘医学要为最广大，最贫困的中国人民服务。’

    我知道先生正在准备进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国的学人，口里喊着要关注人民的很多，但是真的愿意踏踏实实地下力气，去深入实际地做实事的人就少了。老实说，梁先生的那些新儒家的学问，很多地方，我是看不太懂的。但梁先生勇于干实事的做法，李某是打心眼里面佩服的。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的想法好像是有些不谋而合了。

    本来梁先生乃是我的前辈，应该是我北上亲自去向梁先生请教的。只是我刚回上海，医学院创建的事情有颇为烦乱。我一时也脱不开身，但这事情偏偏又不能等了，所以我只好请梁先生猥自枉屈，来我这里一趟。这不是我为人高傲，而是实在有原因，还望梁先生理解。”

    梁簌铭听了，哈哈笑了起来道：“李校长是干实事的人，这一点我也是非常佩服的。李校长派人去将《上海大学医科构想草案》从给我看的时候，我反反复复地看了一晚上，激动得都没法睡觉了，恨不得插翅飞来上海。大家为的都是救国救民，还管那些繁文缛节干什么？李校长具体有什么想法，要和我商量的？”

    李谦听了，便道：“梁先生可研究过基督教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愿闻其详。”梁漱溟道。

    “基督教固然是外国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才大规模传进来的。但枪炮只能让政府不得禁止它，并不能让人去信它。”李谦道，“要让人信它，要从传统的佛道的口里，抢出一段香火来， 它就必须能有吸引人的地方。基督教靠什么吸引了人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样就是医学。

    如今农村缺医少药，若是我们也从医疗入手，疗效显著可见，便能得到农民的信任，然后也便于展开后面的工作。不知道梁先生以为如何？”

    “李校长说的是。”梁簌铭点头道。

    “梁先生可听说过血吸虫病？”李谦又问道。

    “这就不知道了。”梁簌铭回答道。

    李谦知道梁簌铭是学文科出身的，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太熟悉，便解释道：“1904年，日本医生桂田富士郎先生最早发现了这种寄生在人的静脉中的寄生虫病，一年后美国医生在我国湖南发现了同样患有这种寄生虫病的患者。这种寄生虫导致的传染病凶险。在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都有传播，我听说已经在江西江苏的农村当中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了。我打算组织一批人，让梁先生牵头，去江西、江苏一代的农村，调查一下这种疾病的情况下，然后再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并且明言，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上海大学医学院的设立目的。

    然后在看了这样的报道，知道了我们的毕业生将来要干什么，要付出什么，还愿意来报考我们的医学院的，那就都是真正愿意为中国的明天而努力的有志青年了。将来，他们还要一边学习，一边到农村实践。这样一来，我们的教育就真的能为国家做些实际的事情了。”

    梁簌铭听了，便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李校长想得好呀！乡村建设有了李校长的帮助，一定能成功的。李校长，关于这个考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

    “梁先生，不要太着急，我们坐下来谈。”李谦道，“我这里有这样的几个人要参加，一个是余亚农，他是沪上大侠王九光的弟子，江湖上的人，一般不敢不卖他一个面子，如今地方上兵荒马乱的，有他在，也能少一些危险。他会带几个兄弟参加，负责安全保护。”

    梁漱溟听了，便点了点头。

    “此外，如今的危险不一定来自江湖上的绿林赤眉，还有官府。最近官府清党，到了底下，往往是看见学生模样的，就说是乱党，然后就杀了拉倒。要是遇上这种事情，比遇到了土匪都危险。所以我们的队伍中还会有三位外国人，也算是扯虎皮当大旗，挟洋自重了。当然这三位外国朋友本身也是专家，到不全是虎皮。皮埃尔·斯万先生是外科专家。他的妻子苏菲·斯万本人就是寄生虫病方面的专家。他们更重要的是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有了他们自然还要有翻译。我的朋友韦德先生是一位传教士，能说汉语，又多少懂一些医学，所以他将担任翻译，并负责和地方政府打交道。我们的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