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诸葛等人的逼宫是一码事，但是真正压倒了骆驼的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来自财政方面的。在武汉政府正式开始清党之后，江南财阀的注意力立刻就被武汉政府吸引了，毕竟，汪兆铭看起来比常凯申还是要更正统一些。

    另外此前常凯申手下绑票勒索之类的事情做了不少，这也让这些财阀们对常凯申颇为不满。白诸葛之所以敢于硬顶常凯申，直接要他交出指挥权下野，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刚刚从上海商会那边拿到了一笔钱。

    在这些对手拿到钱的同时，原本答应了的，应该给常凯申的军队的钱，却被拖延了，因为“市面萧条”导致“生意不好做”，因为“生意不好做”，导致“资金不足”，因为“资金不足”，导致原本答应了要给常凯申的钱需要“延期支付”，你看这不是很合理吗？而且市面萧条还是你常凯申自己弄出来的呢！

    接着在也跟着清党了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派兵东征，以讨伐常凯申分裂民国的罪行。当然，“分裂民国”并不是常凯申主要的罪行，按照武汉政府的说法，常凯申最主要的罪行是“勾结人民党以及共产国际，妄图颠覆政府”。也就是说，武汉政府认为：常凯申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通共了！

    于是举目四望，常凯申发现如今到处都在尊王攘夷，而自己居然就是那个蛮夷。自己如今是四面楚歌，偏偏又不具备向楚霸王那样用暴力破局的能力。最后，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常凯申终于决定，以退为进。他宣布下野，回奉化老家。然后一转眼就去了日本，对宋美龄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以此向某些势力表明，我们是一家人。

    然而和历史上的尊王攘夷一样，等到蛮夷被攘了，周天子就一样被束之高阁了，所以常凯申下野之后，汪兆铭并没有获得他期待的地位和权力。南京政府开始和武汉政府开始讨论统一问题，然而手中并没有自己的军队的汪兆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影响局面的力量。如果说以前要压制常凯申，还需要一个汪兆铭的话，如今，这个需求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各方诸侯便凑在一起开始讨论如何分赃的事情了。

    各方诸侯一分赃，顿时大家就都不记得要尊王的事情了，“尔母婢也”这样的事情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而另一方面，人民党也没闲着，七月十二日，通过党内会议，他们就暂停了陈仲甫的总书记职务，到了七月二十日，党中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八月一日人民党在南昌起义。

    李谦是从李强那里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的，听到消息后，李谦想了想，便问道：

    “伍豪也应该在那当中吧。当然，这个你不用回答。总算是知道要有自己的军队了，希望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吧。不过南昌这地方不可能长期坚持。这里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附近又有敌军的重兵集团，嗯，你们下一步打算……啊，这个不必说。对了赵国富如今怎么样了，如今环境比前一阵子宽松了许多，我很想和他见一面。”

    “赵国富同志目前不在上海，不过李校长要是有什么话要带给他，我也可以代劳。”李强回答道。

    李谦想了想道：“没有什么，就是很担心他。嗯，到明年，上海大学的医科也准备开始招生。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另外，我还打算依托上海大学的医科，建立一个附属医院。为了给这家医院提供配套服务，我打算开一家经营药物进出口买卖的小公司。但是我身边缺乏这样的人才，如果你有什么人选，可以推荐给我。另外，明年有国际数学家大会，我已经拿到了邀请，准备带几个朋友和学生去看看。这次我打算从美国那边过去，顺便和美国人谈些生意，这一去可能很要花一些时间。在去之前，大概是今年年底，我准备先去一趟香港，如果伍豪或者赵国富有空，也可以在那里和我见个面。”

    李强自然知道李谦的意思，既然人民党已经决心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那就肯定会有医药方面的需要，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有培养医务人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获得药物的需要，上海大学的医科，可以帮助人民党培养医生，而李谦说药物进出口企业，缺乏经营人才，实际上就是在给人民党一个获得药品的途径。作为党的朋友，李谦的这个善意，就非常的实在了。

    “还有，我后面可能就南昌的事情发一个声明，这个申明可能并不符合党的口径，但是对于我麻痹某些人会很有用。”李谦又补充道。

    “你是我党的最可信耐的患难之交，我们不会在乎这点东西的。”李强回答道。

    第二天，就像李谦说的那样，在申报上，发表了李谦的一篇访谈录。在那篇访谈录中，李谦回顾了他从欧洲回过来之后的心路历程。

    “我和人民党中的很多人是朋友，哪怕他们如今是乱党了，被通缉了，我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就好像我和青年党的很多人是朋友，哪怕当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