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信，李谦便将信封好了，考虑到自己和伍豪都比较显眼，直接通过正常的渠道送过去，谁也不敢保证这半路上会不会被人家偷看。所以李谦想了想，决定还是去找王九爷，王九爷在南边也有朋友，有生意，通过他的路子，把信送过去应该更好。

    想到这里，李谦又突然想到，自己的这封信实在是太没有地下斗争的风范了，居然写的这样的明白，即使是通过自己人的线路来送信，也不是没有被敌人截获的可能的，当然，如今南方政府的反谍报系统也不太像样子，或者说，一直到常凯申转进台湾，KMT的谍报机构都不怎么靠谱。和世界主要大国的谍报机构一比，基本上就是渣渣。

    在上辈子的时候，李谦经常在各种论坛中看到过KMT的情报机构的各种笑话，比如说抗战胜利后，被盟军通缉的战犯辻政信被KMT保护了起来，放在军统当中当教官。一直到对战犯的审判结束，不再追究了，才护送他回了日本。然而辻政信一回日本，就出了一本关于自己怎么躲过美国人的追捕的书，名字就叫做《潜行三千里》，书里面对KMT的军统的评价基本上就是：“军统内部，腐败不堪，勾心斗角，乱成一团，各种技能统统的不会，各种欺上瞒下的花样，样样精通，我觉得他们吃枣药丸。

    不过即使如此，自己也不能放松了警惕。所以李谦便又将已经封好了的信封打开，把信件取出来，又从书桌上拿起一个煤油打火机，将那封信一把火烧掉了。接着再拿出一张信纸，重新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言辞上就要委婉很多了。李谦先回顾了过去两人的交情，却又故意将一些事情给回忆错了，以提醒伍豪注意，然后又提到很快会有一个上海商界代表团前来广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自己在上海认识的新的生意上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做进出口买卖的买办。然后还特别说了一句：“这些人以前就很支持辛亥革命的。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他们，分析过他们的革命需求和革命热情的。在上海和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看法更加坚定了，他们都是爱国的人，他们来广州是来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的，我觉得你对他们应该加以重视。”

    李谦以前在和伍豪的交谈中，曾经明确地表示，这些做进出口生意的买办，在利益上和帝国主义分子高度一致，在行为上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是最顽固的反动分子，是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至于“他们都是爱国的人”，当年李谦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就是“只是他们爱的，和我们爱的，不是同一个中国”。李谦相信，伍豪肯定记得这个。所以，这封信，伍豪肯定能看懂，而落到别人的手上，被人家看到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样一来，这封信就完全的光明正大了，嗯，也就不用托九爷的人秘密的送去了。甚至可以……”李谦一边想，一边将重新写好的信读了几遍，直到觉得没什么疏漏了，才将信装进了信封里，然后打算等代表团出发的时候，顺便让他们自己带过去。

    这个代表团的出行，以及之前的廖仲恺遇刺案，都让李谦感到情况的急迫。李谦认真的研究了一下自己手中的力量，发现自己除了名声之外，真正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力量很是不足。

    “也就王九爷以及王九爷手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大侠了。”李谦摇了摇头。但是王九爷和他的手下，如今和李谦的关系，也只能说是盟友关系，还远远算不上是同志。

    “所以还要和王九爷他们多接触，多给他们讲讲革命的道理，帮助他们尽快找到革命的正确的道路。不能光顾着和他们比丢斧头了。”李谦这样想道。

    这样想的结果自然是当某个妹子有问题，打个电话过来想要问问能不能登门拜访的时候，就发现李谦不在家了。

    王九爷这个人看起来粗豪，但要论学养，其实要比上海滩的很多大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上海滩三大亨中的黄金荣，一开始只是个裱画店里的学徒，根本没读过书；最喜欢附庸风雅的杜月笙，一开始是个买水果的；最能打的那个张啸林倒是读过两年私塾，算是他们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

    但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王九爷一比就真的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王九爷是正儿八经的考取过秀才的，虽然在此之后因为满清停了科举，让王九爷成了末代秀才，没能再进一步。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秀才的名额限制，事实上要考取一个秀才，难度并不低于后世要考一个清北。放在更早一些的时候，王九爷可是正儿八经的有资格被称作士林人物的。

    王九爷有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也能写不错的古体诗词，甚至于在和李谦交谈的时候，他还经常能指出李谦在国学上的错误，比如李谦在举古代人物当例子的时候，就经常有知识性错误被王九爷揪出来。

    这也使得向王九爷宣传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对其他人更容易一点。因为王九爷的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