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的几天里，李谦又去黄埔军校参观，发表了“忠于人民，做人民的子弟兵”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顺手又送给常凯申几罐鲱鱼罐头。而且还对常凯申表示，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朋友，德布罗意王子殿下（在欧洲，公爵的儿子就已经可以被称之为王子了）亲自帮他买的，绝对是最正宗不过了的。常凯申听了，果然乐开了花，把那些罐头珍而重之的收了下来。

    不过据说，后来常凯申在吃罐头，表现得比邹鲁厉害多了，据说当罐头被陈洁如打开的时候，常凯申只是皱了皱眉头道：“味道比好像比臭冬瓜还要大一点。原来欧洲人也是喜欢吃这些臭东西的嘛。”

    当然，不久之后，常凯申就知道了，欧洲人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喜欢吃这玩意儿。因为当常凯申提出要分几罐罐头给加仑将军的时候，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以豪勇著称的战将却顿时改变了脸色，一边连连摆手，一边还后退了好几步，好像常凯申手里拿的是手榴弹一样：“常，你是从什么地方，弄到这种危险的化学武器的？”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如今的李谦在到黄埔军校装了一把13之后，又马不停蹄的去了另一所规模小得多，但是对后世的影响却一点都不小的学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人民党以KMT的名义，在广州创立的，以传授农会斗争的经验为目的的一所农村干部学校。这所不大的学校总共举办过六届，前五届的主持者都是彭湃，而最后一届的主讲者则是李德胜同志。

    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看看，这是李谦自己向伍豪提出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经济和欧洲国家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农村。所以，中国的任何革命，如果不能改变农村，不重视农村和农民，那就肯定是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的。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民的革命的学校。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个，甚至很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仅仅考虑到这一点，我对于这所学校就充满了兴趣。所以，我希望能到这所学校中去看看。”

    对李谦的这个要求，伍豪当然是赞同的，他当即就表示了欢迎，然后他又问：“那么涉川，你打算在那里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呢？”

    “我不想在那里发表什么讲话。”李谦摇了摇头，“因为我对中国的农村其实几乎是一无所知。你知道，我的家族在乡间有不少的土地。但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就很少真正去农村。最多也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回到祖宅去祭个祖，然后甚至连正元十五都不会在乡下过，就直接回城里了。

    既然我对农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我跑过去指手画脚的演讲，不是变成一个笑话了吗？这就像我现在跑到巴黎大学，要给他们上历史课一样。这种事情，德布罗意能干，我可真的干不了。我就是带着眼睛去看，带着耳朵去听，去学习一下的。”

    既然李谦摆出了这样的态度，伍豪自然是要帮他联系的了。李谦还特别提出，希望不要打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日常。所以，他便自己徒步和伍豪一起走了过去。

    进去之后，也没有声张，而是在后面找了张凳子坐下来，听彭湃讲农会的一些组织方法。

    李谦一进去彭湃就认出他了，毕竟这些时，李谦的照片在报纸上到处都是。所以等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彭湃便上来，邀请李谦到办公室去聊聊。

    在彭湃的办公室中，李谦却又遇到了来这里送经费的李德胜。

    农民运动讲习所打的是KMT的牌子，运行的经费也是由KMT拨付的。但是KMT实际上对着组织相当的反感。KMT的右派直接表示，讲习所中的都是些匪类，挨个的枪毙绝没有冤枉的，就是所谓的“左派”也认为，讲习所的这些人都是“麻烦”甚至是“灾星”。所以在经费的调拨上总是很不干脆。只要有机会卡讲习所，就一定要卡讲习所。讲习所的经费因此也格外紧张，以至于连纸张和墨水都买不起了。

    李德胜为此在各个部门之间奔走，像皮球一样，被这个衙门踢到那个衙门，一张申请函上，各种公章盖得就像是后是朝鲜人民军的将领们的礼服。但还是没批下钱来。眼看着讲习所的工作都要难以维系了，于是李德胜只好采取个人捐款的方式，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化缘，算是弄了一点钱，便赶紧送过来救急。

    在这里遇到李谦，李德胜也颇为惊讶。在他看来，那些从外国出洋回来的人，很少有愿意关注农民的。不过李德胜对李谦也非常有兴趣，或者应该这样说，李德胜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那些知识，都相当的感兴趣，比如说对自然科学，便是如此。

    所以既然在这里遇到了李谦，李德胜便趁机向李谦问起如今的科学都在研究些什么了。但是显然，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