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武汉的化肥厂正式投产之后不久，在1935年的3月中旬，位于延川的上海大学西安分校附属化肥厂也开始正式投产。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和李谦夫妇一起出席了化肥厂的开工仪式。延川化肥厂的年产量要比武汉的永利化肥厂小不少，年产量大概只有两万吨，放在后世，那是妥妥地要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但在这个时候，在杨虎城的眼里，这就是宝贝——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是硝酸铵。

    硝酸铵是重要的化肥，但是对于杨虎城来说，硝酸铵真正的用途是当做炸药用。作为炸药，硝铵最大的优点是相对安全。硝铵是一种非常钝感的炸药，一支工业8#雷管（起爆c4只是用6#就可以了）都不足以起爆混合了敏化剂的硝酸铵。硝酸铵是最难起爆的硝酸炸药，撞击感度是：50kg锤，50cm落高，0%爆炸。相比起著名炸药硝化甘油的200g锤，20cm落高，100%爆炸的感度，可见硝酸铵的钝感。

    但是硝铵炸药也是一种不太好保存的炸药。硝铵炸药极易吸水，（吸水能力甚至比我们常用来做干燥剂使用的生石灰还要强不少）能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子而发生潮解。而一旦潮解结块，它的爆炸难度和爆炸威力都会大幅度下降。

    如果把硝铵当化肥，这个问题其实不算太严重，硝胺的水解是物理过程，期间并没有化学变化，所以肥力并没有损失，无非是结了块，需要你小心点把它掰碎了用。但是作为炸药，一旦潮解，不光是威力下降的问题，很多时候干脆就不爆炸了。偏偏硝铵的潮解还很难控制，制所以在后世，硝铵并不是常用的军用炸药。

    但是在这个时代，硝酸铵却因为容易生产而成为了最常用的军用炸药。尤其是在中国，炸药的获得更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李谦这里虽然生产的都是化肥，但是在杨虎城眼里，这可都是炸药。虽然光有炸药，也是做不出枪炮的，但是做出好用的手榴弹和地雷却已经足够了，这些东西，在缺乏火炮的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了。

    正因为如此，杨虎城甚至打算把最开始的那一批硝铵全都包圆下来。只是李谦向他表示，第一他不希望人家觉得他是在生产军火，这违背了他的初心；第二，马上就是春耕时节了，这个时候正是需要硝铵的时候，所以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货都给杨虎城。

    杨虎城立刻就换了个说法：“李校长，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身为山西的父母官，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正是农民们需要肥料的时候，怎么会和农民抢夺肥料呢？只是化肥这个东西，在长江一线倒是有不少人知道这东西，而在陕西这种地方，可没几个种田人听说过这个东西，要把这个东西迅速地推广开，一定要靠行政的力量。我可以用税收减免的手段，来鼓励一些地方使用你们的化肥，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今年只要我在陕西每个县搞一两个试点地区，等到秋收，甚至不用等到秋收，大家就都能看到化肥的作用了，到那个时候，化肥的销路就不是问题了。相反，如果不借助行政力量——李校长你不是陕西人，不知道这边的老百姓有多守旧。新东西要说服他们用那可不容易。”

    李谦也知道杨虎城说的的确是有一些道理的，陕西老百姓的确是普遍不太了解化肥的。而且他们也是没有资金用于购买化肥的。在当时只有那些地主才有这个钱，但是地主们同样不了解化肥，而且和长江流域的地主不太一样，这里的地主是更为传统的，受到商品经济影响更小的地主。他们也未必会接受化肥，这不完全是因为保守，更因为这里的地主也是相对比较穷的地主，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同样有限。越是这样，他们就越不敢冒险，就越不敢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李谦稍作思考，便开口道：“既然杨主席这样说，那我就只能麻烦麻烦杨主席了。只是化肥这东西，使用的时候最好还要有人指导。我们这里有一些相关的农技人员，也可以和杨主席的人配合工作。”

    杨虎城知道李谦的这个意思里面有要监督他，不能把所有的化肥都拿去当了炸药。这种意思虽然让他微微的有点不太高兴，但是考虑到大家长远的共同利益，他觉得还是需要顾全一下大局的。

    既然杨虎城决定要以大局为重，那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很快大家就达成了一致。然后杨虎城便请李谦夫妇吃了一顿饭，也算是宾主尽欢了。

    不过杨虎城顾全大局的结果却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很快局势就发生了变化——中央红军逼近了陕西。

    中央红军原本的打算是去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然后在川陕苏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苏区的。但是中央红军还没到，红四方面军那边就先出了事情。张特立以川陕苏区在经济上已经难以维持为理由，指挥红四方面军向川中成都平原发起进攻，试图夺取成都平原。

    这一举动在中央军大举进入四川的背景下显然是过分冒险的。而且，在红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