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联人的邀请，李谦还是有一些兴趣的，别的不说，如果能够在苏联拉上一条线，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候，也能牵制一下王明他们，免得这些家伙老是弄出乱子来。

    但是心里愿意去，表面上却不能太显露出来。于是李谦便道：“我几年前也去过一次苏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和很多朋友就一些数学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段经历，至今都让我怀念。而且我听说苏联刚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也的确想要去看看，想要了解一下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如何进行的。您知道，一个像苏联这样巨大的国家，要制定一个合适的计划，并将它有效地执行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有挑战性的数学难题。我在列宁格勒的那些朋友们肯定在这当中出了不少力，对于他们能参与这样的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我很有些羡慕。所以也很想要了解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情况。不知道如果我去苏联，能不能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如果涉及机密那就算了。”

    李谦知道，五年计划的制定当中肯定会有不少机密，不过这些东西也不是完全避不开。而且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苏联式的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非常依赖于数学的。（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和我们建国初的五年计划差别是很大的。苏联的五年计划更细密，也更死板。而我们因为数学人才不够用，根本无法执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所以我们当年的计划经济其实是简化版的。）如果李谦能在这个方面做出贡献，那就意味着他对苏联有用，那他在斯大林同志那里说话的声音就肯定能比王明大。他就可以对王明说：

    “知道斯大林同志吗？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那水平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的……你呀，还要好好学习。”

    “至于派遣留学生的事情，这是好事情呀，我们联合研究所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一向是持有非常的开放的态度的。我们和欧洲以及北美很多学校以及研究机构都有合作。不过，您也知道，中国是落后国家，生活条件和那些先进国家没法比，再加上又不太安全。前不久上海还打仗来着，我的实验室甚至还落下过炸弹。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我的研究所里有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但是自打战争之后，他们大多都回国去了，因为我们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苏联的学生，如果来了我们这里，我同样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您也许知道，我甚至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一些疯子做梦都想要了我的命。”

    苏联方面莱的那位同志对李谦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然后他向李谦表示：“关于您希望能了解计划经济的运行的要求，我们会汇报给党中央；至于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我们苏联人可不是欧洲或者北美那样的胆小鬼——这完全不是问题。至于其他困难，难道一个有着追求知识，愿意为人类的进步而努力的青年，连一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

    “还有纪律方面的一点问题。”李谦补充道，“联合研究所在工作时间内，以及工作区域内是严格的不允许引用含有酒精的饮料。也不允许用任何方式将带有酒精的饮料带入这些场所的——包括用胃部携带。”

    “也就是说下班后可以？”那个苏联同志赶紧问道。

    “如果他们住在研究所的宿舍里面那就不行。”李谦回答道。

    “那就不是问题。”苏联同志回答道。

    的确，苏联留学生可以在外面租房子住嘛，至于说中国没有伏特加，其实苏联同志们的爱好是非常广泛的，没有伏特加，那威士忌也行；没有威士忌，那白兰地也不错；连白兰地也没有有。中国白酒也很好呀。别说这些，俄罗斯人连防冻液都可以的顿顿顿，还在乎这些？

    于是在大的问题上，大家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接着的一个细节却出了问题，那就是李谦怎么去苏联。

    以前中国人去苏联的路线通常都是从东北满洲里出界，然后再坐火车走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但是如今情况却变了，东三省已经沦陷了，变成了伪满洲国。如今关内和关外的铁路还不通，这条路自然是没法走了。其实就算这条路还通，从政治上考虑，李谦也不可能走这条路。苏联人也不建议他经过任何日本人控制的地区——这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所以苏联人提出了另外的一个方案：

    “我们从北京坐飞机，飞往乌兰巴托，然后再换火车……”

    但是这个方案，李谦还是很不满意。坐飞机，坐苏联人的飞机？李谦的脑袋里面立刻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身高两米，手臂上满是绒毛的毛子飞行员，在上飞机之前，先顿顿顿了两瓶伏特加，然后又提了一大桶的防冻液，上了飞机，打了个充满了C2H5OH的嗝，然后发动马达，飞机就摇摇晃晃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