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校建设的事情相当复杂，李谦到西安，也只能是将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敲定下来，剩下的事情，就要靠郑抱真去处理了。而且，上海那边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李谦只在西安呆了两个星期，便动身返回了上海。

    这个时候，国内的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常凯申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胜利”之后，便开始集中手中的力量，准备再次对中央苏区展开围剿。而作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之一的反“共谍”工作，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国民党特务虽然低能，但是他们的权限却得到了迅速地扩张，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任意逮捕一般的平民，并且严刑拷打；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像样的证据的情况下，自己起草一份“口供”，然后强制受害人在上面按手印，再按照他们的“口供”秘密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

    因而，短时间内，“人民党高危群体”中的成员，比如说大学生呀，中小学的教师呀，工厂里的工人呀，尤其是和工会呀什么有关的工人。很多都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甚至于，趁着李谦不在上海的时间，就连上海大学也有学生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

    而且更严重的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失踪了之后，只要家里愿意交钱，还是可以再回到人间的。但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一旦失踪了，那就像是参加美军，然后在战斗中失踪了一样，基本上永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这样的事情，当然立刻就通过电报让李谦知道了。于是李谦便在西安首先发了一个通电，然后就急匆匆地往回赶。

    李谦现在已经是有非常大的全球影响力的“大人物”了，他的这份《就目前上海治安局势告上海市民书》当然也立刻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就连常凯申也立刻注意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知道李谦这家伙最护短的了，怎么还去招惹他？”

    “校长，这不是我们要去招惹李谦，我们巴不得和他越远越好。”一边的贺衷寒赶紧解释道，“实在是李谦办学，只看学生成绩，完全不管学生思想，弄得不少危险分子都跑到他那里去了。前些时，虹口公园那个事情，据我们的调查，一些激进的朝鲜人，就曾经进入上海大学求学过。据我们了解，人民党的不少人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比如说匪军的医护人员很多都在上海大学的护理专业培训过。我们军队在战场上也缴获过一些匪军人员的笔记本，其中就有在上海大学护理专业学习过的学生做的学习笔记。上海大学里面的匪谍绝对不少，但是李谦他只管成绩，其他一概放松，又一味护短，实在是……

    而且最近我军有大行动，匪谍自然格外活跃了起来，上海大学里面的一些乱党分子，自然不甘寂寞。如果因为一个上海大学的身份，我们就缩手缩脚，这事情就没法干了。”

    “如果有确定的证据，我想李谦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而且，李谦提到，这失踪的学生中，有一个还在不久之前向爱因斯坦提问，并因此被记者拍摄了下来，出现在了美国报纸的头条上。你们在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的情况下，就把人抓了，而且我猜你们的人手上的技术也不够好，多半是留下了什么明显的痕迹，又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所以如今是既不能放，又不能公开判，”一边的徐恩曾开口讽刺道，“我早就说过，你们的活太糙了，只会什么皮鞭、烙铁、辣椒水之类的低级玩意儿，效率低下，还容易在得到有效消息之前，就把人犯打死了或者打皮了，打得不在乎了，结果什么都没得到。要我说，这抓乱党，审讯乱党的事情，还是要我们来干，你们还是干干殴打学生、驱散工人的事情就得了。”

    “恩曾，不要胡说，我们要精诚团结，要相互帮助，不要老是互相挑刺。这样不利于团结。”陈立夫在一边轻轻地批评了徐恩曾一句。

    “处长，您说的是。”徐恩曾赶紧认错。反正眼药水已经上过了，现在再做个姿态，如果贺衷寒那边要继续追究，那破坏团结的就不是他们了。

    “其实我们的确需要向一处的同志好好学习一下，也希望一处的同志不要藏私。”贺衷寒也摆了个高姿态，当然“不要藏私”这四个字也是在暗暗地刺了一下对方。

    常凯申知道作为特务机构的一处和二处一直有矛盾，经常不团结，经常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的。但是常凯申觉得这并不是坏事。在常凯申看来，特务机构这样危险，又非常有用的玩意儿，他自己事务繁忙，又没法事必躬亲地掌管，而让其他任何人独自掌握这样的力量，又让他放心不下，所以有两个不同的特务机构，而且他们之间还充满了矛盾，这反而让他更满意也更放心。要是这两个机构之间真的一团和气，精诚团结，那常凯申恐怕倒是真的要放心不下了。

    当然，这斗争要有个限度，要斗而不破，总之不能太过严重地损害了效率，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