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本人对于和李谦谈一谈很感兴趣，其他人呢，大多也不反对。只不过有人提出说是不是先让中央的其他同志和李谦先接触一下，比如说，让洛甫同志代表中央去见见李谦。

    但是博古对这个建议并不赞同，他说：

    “首先，如果说出于安全考虑，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这恰恰增加了安全上的隐患。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大大的增加了过程环节。你们还记得我们总结的，关于地下工作的一些教训吗？其中有一条就是行动环节过多会增加安全上的风险。另外，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干的事情，包括我每一天都在干的事情，哪一件不比去见李谦更危险？

    另外，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比如我现在不在上海，那么派其他同志先去接触，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现在在上海，而且也不是抽不出时间。难道我们搞革命工作的，还要讲面子问题吗？”

    总的来说，博古虽然有点天真，还不成熟，但还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革命者。在新闻宣传方面，博古其实很能干，只不过他被放在了一个并不合适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后，与会的几位中央委员都赞同了在近期，安排和李谦见面做一次深入的长谈的安排。只是大家也都认为，这件事必须细致的准备一下，除了博古同志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共同参与。

    在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就由博古同志和洛甫同志一起负责做李谦的工作，希望能说服李谦，让他站到“反常抗日”的正确路线上来。

    至于时间和地点，首先，博古同志提出，在上海最安全的地方，其实还真的就是李谦的那些研究机构，尤其是和药物有关的研究机构。那些地方，到现在还是有一大堆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守着呢。别说KMT的特务机构了，就是日本人都进不去，真要进行一番长谈，还有比那里更安全的地方吗？甚至于不要说上海，就是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对于人民党人来说，也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了。当然，中央苏区肯定更安全，但是去中央苏区的路上可不安全。

    所以，大家也都觉得，就在李谦的研究所里见面最为方便。至于时间，既然地点都定在李谦的地头上了，所以时间干脆也只给一个大概的范围，具体的就让李谦自己定好了。这样也显得大度一点。总的来说，即使是在人民党的历史上评价很低领导人，大多数也比KMT的那些人高出不止一个华莱士。

    至于预定的时间范围，在大家商量之后，决定定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本来依着洛甫同志的想法，去和李校长长谈，要提前多做点准备的。因为：

    “李校长在法国的时候，和我党的很多同志都很熟悉，据他们的说法，李校长的理论水平，包括在马列主义上的理论水平，其实相当高，我党的很多同志，在理论水平上是比不过他的。所以要说服他，我们就要认真研究他的一些言论，认真地准备，才能有效地说服他。”

    对于洛甫同志的想法，大家也都是认可的。不过现在时局紧张，大家的工作都很忙，所以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个，是不太合适的。大家都觉得除了博古同志，洛甫同志的理论水平也是很高的，所以，中央决定了，说服李谦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了。

    洛甫是上海本地人，在美国和苏联都留学过，也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相比王明、夏曦这类人，洛甫这个人还是要强很多的。首先洛甫没有搞过什么乱杀人的肃反，虽然作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洛甫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断，但是至少，他不是那种有太强的个人野心，不是那种将个人的权势和野心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人。

    在原本的历史上，洛甫在来到中央苏区之后不久就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因为苏区医疗条件有限，虽然他被抢救回来了，但是伤却一直没有真正好。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时候，洛甫的旧伤复发，只好被抬在担架上长征。整好那时候李德胜同志也病倒了，也被放在伤兵营里面，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就对战局进行讨论，李德胜同志的预计总是准确地得到了验证。突破湘江之后，中央红军从八万人锐减到了三万人，但是博古和李德依旧要求按照原计划前往湖南和二、六军团会师。

    洛浦虽然对军事不太懂，但也明白李德的计划不靠谱，便就此询问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则做出了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南下贵州的建议。这个建议经洛甫同志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以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后来红军抵达遵义，也是洛甫在遵义会议上提出，并支持了李德胜同志复出并重新主持军事工作。此后便是李德胜同志经典的四渡赤水了。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洛甫同志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是对革命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