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谦意识到苏区的这个变化，还是因为伍豪通过李介生给他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他提到自己已经接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现在正在负责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如今中央苏区存在一些现实上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李谦的帮助。

    从这封信上，李谦才意识到，可能他的老朋友李德胜同志这会儿已经靠边站了。

    “人民党中央的这帮子人已经把手伸进中央苏区去了呀。”李谦想，“这也是必然的事情，中央苏区不断地获得反围剿的胜利，不断地扩大影响之后，即使是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人，也不可能不关注它了。毕竟，在他们眼中，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的一些苏区，是他们夺取中心城市的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可能不伸手进去。”

    李谦知道，如今人民党中央，更准确的说是博古等人还在他们认为的革命最重要的中心位置——“中心城市”当中，而如今他们虽然对苏区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各种指手画脚的干预了，但是因为他们的重心还在城市里，还在梦想着依靠一两次或者更多次的城市工人总罢工进而发展成的总起义，一举夺取一些中心城市，然后再依靠这些城市，来夺取更多的城市，最终获得政权。

    但是，中国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在欧美等工业化国家，农村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才是社会生产的核心。但是在中国，这个关系是颠倒过来了的。在欧洲，整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彻底地市场化，脱离了城市，农村几乎就无法运行。但是在中国，自然经济依旧占据上风，中国的城市，自身并不能生产太多的东西，只是农村“富余产物”的聚集地而已。所以博古等人在中国的城市中的革命越是努力，他们的失败就会越大。

    “这就像是南辕北辙，马车本身、拉车的马、驾车的车夫，这些条件越好，最后的错误就越大，这甚至不是给他们多少援助就能够改变的事情了，除非你能开个时空双向门，然后直接拖着他们转过大半个地球，要不然，这事情还真不是援助能解决的。”李谦忍不住开始怀疑起自己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的意义了。

    “我现在给他们提供更好的马车，更好的马，更好的御手，然后，他们就使劲地往莫斯科跑，这真是……要这样玩下去，你说我这穿过来，最多也就是救下了几个原本的烈士，然后，还能干个啥呢？让今后的家伙说一句：还是民国能出大师？”

    不过最后的一点，李谦估计是想多了的。后世的那些家伙说民国的大师的时候，是从不会把郭鼎堂先生算进民国大师里面去的，虽然单就学术成就而言，郭鼎堂先生一只手就可以吊打胡适之这种既没有大胆假设，也没有小心求证的著书监。所以，后世的那些人，也不会将李谦视为民国大师的。说不定，倒是能把李谦说成是民国渣男也不一定。

    总之，李谦觉得如今的这种合作模式，实在是有那么点难以继续下去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路线错了，钱越多，危害越大。

    于是在认真的考虑了几天之后，李谦让人找到李介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光与中国当前的局势，以及世界局势。我希望能和贵党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博古先生，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地方和时间都由他来确定。”

    这个要求倒是真的出乎了李介生的预料。这样的事情，李介生自己当然没法替组织答应下来，他也只能向李谦表示，他会像党中央转达这个要求。

    如果现在，处在中央的位置上的人是王明，那李谦是不会提出希望和他谈谈的要求的。但是博古虽然是王明一个系统的人，虽然如今推行的政策也是没有王明的王明政策。但是博古从根本上来说，和王明还是不一样的。从后世的历史来看，博古这个人其实只能算是不成熟，算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但是并不能算坏。相比王明那种勾结米夫，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钦差大臣，然后又在苏联肃反中从背后捅米夫一刀的野心家，更书生气一些的博古或许还是可以加以影响的。

    对于李谦的这个提议，博古倒是很有兴趣，便在中央的会议上提起了这件事情：

    “李涉川先生对于我们党，一向是支持的。412中，李校长保护了不少我们的同志，后来在党内出现叛徒的时候，李校长也为我们的同志奔走过。因为KMT反动派背叛革命的事情，李校长也不止一次的表示过对此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斥责过KMT反动派，但是从来没有指责过我党。总的来说，李校长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不过最近，李校长在抗日方面的主张和我们有了不小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的政策是反常抗日，以常凯申为代表的的KMT反动派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的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卖国政府，不打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