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团队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这个团队和以前唐华的各种项目小组差别不小。

    唐华的团队就是唐华论证、唐华规划、唐华设计，在设计实现阶段，他拽来的小组开始发挥作用，把控各个主要零件的生产，交付和质量控制，顶多有点儿边缘设计要完善。

    T50和T51计算机的时候尤其如此。

    后来X小组研究集成电路，算是组织了黄教授和谢希德两员强将参与，比T50和T51计算机好些，但是论证大方向发展和总规划，还是唐华来做。

    光纤的研制和工业生产，理论交给了赵忠尧，工程交给了王大衍，这比X小组又稍微进步了些。

    钱学森的团队以召开“技术民主会”为特色，要做一个东西，钱学森并不是马上定下来总规划，而是让几个小组的头儿先进行思考，之后将思考成果带到会议上，开头脑风暴。

    如果没有穿越视角作弊的话，其实钱学森这种团队研发方式是正确的……

    现在钱学森回国才一年多，姚桐斌、屠守锷、黄炜禄、任新民等一批人就迅速形成了一个各司其职但又相互了解的运载火箭/弹道导弹设计规划小组，和钱学森一起，正在走“研发一代、规划一代、论证一代”的滚筒式研发道路。

    研发一代指的是射程600公里的DF-1以及能上太空的TK-3探空火箭。规划一代是DF-2中导，论证一代是DF-3远导。

    比如今天发动机楼的测试，除了对DF-1使用的发动机进行600秒长程测试，还对DF-2的第一级发动机进行了点火试车。

    作为标准射程1800公里的中程导弹，DF-2比DF-1更大，速度更快，第一级发动机所需的推力也更大。

    ……

    从承德回到北京几乎用了一个白天。

    回到北京，唐华正赶上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副主席张澜先生的追悼会。

    “经主席的特赦，杜聿明、薛岳两人已出功德林，安顿下来了。”

    去年12月新当选的政协副主席叶TING在唐华旁边说。

    “你去年资助了杜聿明先生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他想当面向你致谢。”

    唐华：“哦，这么快？”

    要不是打算提前释放张淦、薛岳、常经国，杜聿明应该是在1959年功德林的首批大赦时才出来的。

    “我先问问总理。如果没问题的话，见一面可以啊。”

    ……

    “唐先生你好……”

    “杜先生，不用这么客气，我是晚辈，您坐着就行。”

    唐华、统战部长李伟涵一起去见的杜聿明。

    唐华上前一步，扶着杜聿明重新坐回椅子。

    作为1904年生人，杜聿明差不多40多岁身体就垮了，进功德林时全身上下都是毛病，睡一觉醒来脊柱都会保持侧卧压出来的形状，一上午都无法还原。

    “我呢，也是无意中知道贵公子在美国读书，后援无力的事情。”

    唐华说，“因为我比较熟一个人，您的女婿杨振宁。和杨振宁搭上线之后，又拐了几个弯，知道了你家现在的情况。”

    1949年，27岁的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读博士后。那时的院长是奥本海默，他在自传里说，那时候他最爱看的场景就是杨振宁、李政道、费米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讨论粒子模型。

    1954年杨振宁已经小有名气，因为提出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踏入“物理学家”的俱乐部。

    杜聿明：“小女和女婿在普林斯顿研究物理。哎呀，说起来我应该劝他俩回国，用自己的学识为国效力。”

    唐华：“不不不，不要。杨振宁的研究方向，怎么说呢，太高级了，只有在美国才有足够的物质条件进行，回到中国我们没法给这些条件。”

    杜聿明：“高级？那是不是等他研究出结果了再回国呢？”

    是很高级。高级到了直到2020年，宇称不守恒、弱电统一等等理论还没法在国民经济方面实际应用。

    基础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样。这研究是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做的。既不能加中国的GDP，也不能加美国的GDP。

    量子力学之后是会对芯片设计和工艺指引方向的——没有量子力学的理论支持，在2001年人类就会被卡在0.13微米的门槛。到了28纳米以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从量子力学体系里找解决办法。

    实际上，杨振宁在哪，就要吃哪的科研经费……要说有间接作用的话，那就是鼓舞所在大学以及所在国家的人，激起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就这一条边缘效应。

    “杨振宁教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