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与信息化委员会”。

    其实1949年10月就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顾名思义，只是个研究性质的协会，没有行政能量。

    因为唐华在政协秀场，啊不，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了电子信息工业部打算启动汉字的计算机化，而繁体字在低分辨率点阵显示时有不少字很难辨认，1952年才成立的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提前搞起来了，名字也变成了现在的“文字改革与信息化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有点多，整理整理，在未来5年大概要做这几件事：

    完成《汉字简化方案》；

    挑选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七千个常用汉字，作为第一个汉字字符集的基础；

    制定新的汉语拼音方案；

    制作常用汉字的点阵字模集；

    制作可用于印刷业的楷、隶、行、宋、仿宋等汉字字体矢量字模集。在制作完成上述基本字体矢量字模集的基础上，制作书法名家的矢量字模集。

    但文字委员会的第一场会完全跑偏了，参会的诸位大佬们又开始了汉字究竟要不要拼音化的争论，这应该是政协会议的会前讨论时间太短意犹未尽导致的。

    唐华：……

    都是因为唐华搞出来的事，第二次汉字拼音化浪潮和第三次汉字拼音化浪潮叠加在一起，这太艰难了。

    近代以来中国有过三次汉字拼音化的浪潮。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

    那时候支持汉字拼音化的文人有小部分是跪族，但更多的人是认真的。比如鲁迅就赞同过拼音化。

    这些名人大家支持汉字拼音化的理由只有一个：更利于扫盲和普及国民教育。

    学汉字，全日制小学6年也就认识1500个汉字。西方用字母文字，三个月会读，六个月会写，成了。

    国家从中古进入近代民族社会的前提是大部分国民有民族认同感，民族认同感的前提是民众知晓民族文化，也就是得识字。一个人流着中国血，不识中国字，你要让他知道中华民族是什么，爱国主义是什么，那就有点难。“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下村去给老百姓苦口婆心宣讲道理不能成为常态。

    不过，旧中国就算搞拼音化也没法普及国民教育，民国不但搞不起6年国民教育，甚至6个月国民教育也普及不起，那拼音化不拼音化有什么区别。

    第二次汉字拼音化浪潮是50年代，建国初期。

    其实还是那一批文人，虽然老了，但觉得新中国成立，这回该可以搞国民教育了吧，我来帮国家降低教育成本。

    国家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只用了保守的简化汉字方案，然后用巨量人力物力资源普及6年制国民教育。汉字难学是吧？看我大力出奇迹。

    不过还是留了个尾巴，在文字改革方案后面附带了一句流毒很广的话“汉字的最终发展方向是拼音化，汉字简化是汉字拼音化道路的第一步”。

    第三次汉字拼音化浪潮是80年代初期，原因就是计算机。

    这第三次，表面原因是因为汉卡，本质原因是因为摩尔定律，汉字进入计算机系统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不过在现在这个时空，市面上销售的计算机存储容量50K，又遇到了一群精神矍铄的大叔大伯新文化运动健将，这一关可不好过。

    唐华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坚决否决搞拼音化，并且保证两年之后计算机的存储容量会是现在的100倍。

    最终第一场会议还是投票出了决议，汉字走简化字的道路降低学习难度就行，拼音化就不必了。

    ……

    将汉字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唐华接着还有一堆关于字的事。

    简化汉字和挑选六七千个常用汉字看起来是一先一后的顺序，但为了加快速度赶上两年之后的新计算机系统，所以这两件事同步进行了。一边依据古体字、俗字、行草写法和1936年民国的汉字简化表，对汉字进行简化，一边挑选最常用的汉字，挑选出来先放着，等简化汉字完成之后一替换换就成。当然，如果简化汉字的时候把一些字形合并了，那么常用汉字表还是会有变化，会少几个字。

    简化汉字则是出一批，就交给唐华一批，要用这些简化后的字形做点阵字模集。华为的小组在完成英俄字符集和英俄字模集之后，就有一拨人要北上建立华为北京研究所，明年初就要开张，第一个项目就是做汉字的点阵字模集。

    不过，对唐华的六七千个常用汉字的说法，有人表示太多了。

    叶圣陶：“我刚才搞懂了计算机存储汉字的道理。……六七千个常用汉字是不是太多了？我搞了很多年基础教育，我发现只要掌握1500个汉字，人们就可以应付绝大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