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初的陕北，大雪过后天气开始放晴，黄土高原掩映在一片茫茫的白色当中，偶尔露出一抹灰色，那是地面上的人们在扫雪。

    位于延安城西北方向约5华里处的一处小山村杨家岭，只有十来户人家，几乎所有的百姓都是依山而居，从山体挖出一个个拱形的洞穴，省掉地基和木材、砖石，便成了居家的屋子，当地人管之叫“孔窑”,窑分数孔，依山而建，在厚厚的黄土层中打出一方空间，有着朴素的力学和美学元素在里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日军轰炸延安城而搬到这里的党中央机关，让这个不大的小山村热闹起来。

    20岁的翟作军拿着一把长长的扫帚在院子里扫雪，当听到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时，警惕地抬起头，一只手按在腰间的盒子炮上，直到发现来人才放开。

    “主席......”

    来者是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叶子龙，此刻也不过23岁，手里捏着几张电报纸。

    “屋子开会呢，恐怕你要等一会儿，事情很急吗？”

    “不算太急，主席之前过问过，我怕他着急就先送过来，等会就等会儿吧，来来，我帮你一起扫。”

    两人虽然很熟，但从不谈论具体的工作，翟作军不会问他的电报内容，叶子龙也不会打听里屋在开什么会，两人分工合作，各自负责一边，很快就将院子里的积雪扫到了边上，过了一会儿，正中屋子的门被人打开了，一个年青女子挑开厚布帘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他们。

    “叶股长，主席正说到你呢，快进来。”

    叶子龙不敢怠慢，小跑着进了屋，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呛人的烟味，由于没有点灯，他甚至分辨不出屋子里有几个人，只听到一个浑厚的湖南口音招呼自己。

    “小叶啊，你来得正好，是不是恩来的电报啊？”

    “主席。”叶子龙敬了个礼，把电报递过去。

    电报是从重庆曾家岩50号发来的，从叶子龙的角度，主席高大的身材掩在满屋的烟雾中，只有左手上的烟卷一闪一闪地，浓密的黑发下宽敞的脑门皱起一道道纹路，炯炯有神的目光一如既往，片刻之后，他看完了电文，递给炕上一位瘦瘦高高的男子，新当选的六届中央委员张浩。

    “看来，新四军的领导层问题已经浮于表面了啊。”

    电文的内容很简单，由于感觉到不被信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借去重庆催饷的机会，向驻重庆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伍豪表达了辞职的要求，这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电报在屋里几个人的手中快速传阅着，最后一个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的洛甫。

    “我看恩来走一趟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新四军东进就无把握，上个月27日项英同志来电，4支队不听号令，擅自在当地扩军、戴季英同志做为该支队政治部主任无法开展工作等等，都有愈演愈烈之势，抗战过去一年半了，他们还在大别山地区徘徊不定，给了国民党以口实，这些问题是不是也一并解决为好？”

    主席没有直接表态，目视众人：“洛甫同志说了他的见解，你们也都说说。”

    离他最近的张浩开口说道：“叶军长和项英同志之间的矛盾的确不利于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如果军事指挥以叶为主，底下的同志会不会听从？毕竟还有党委、有东南局，党的领导是这支以南方游击队为主的队伍赖以生存的法宝，他们与国民党血战多年，思想这个弯一时之间恐怕很难转过来，项英同志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有威望，有能力，相对来说，队伍更易受他的影响，叶心里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这与其说是一个指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组织原则的问题，即新四军究竟是不是党的队伍?”

    主席依然不置可否，转向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王稼祥。

    “稼祥啊，你的意见呢？”

    王稼祥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去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已经明确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指出，对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对策，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组织部长陈云马上接口道：“但是从东南局的反应来看，项英同志显然没有正确理解这一主张，依然处处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当地国民党的交涉中一让再让，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有时候看起来，一个党外同志比他还要拎得清咧。”

    屋里的众人纷纷发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