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生，从无到有拼拼凑凑弄了这么个厂子出来，机器也是五花八门，从走锭机到环锭机，从剑杆机到喷气机、喷水机，简直像个大杂烩，这些机器各有特点，出产的成品也各不相同，有的自动化程度较高，一排机器只需要2-3个人值守，有的需要更多人力，不过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制造起来比较方便，设备维护容易一些。”

    总厂的精纺车间，到处挂着火红的标语，成排的机器整齐地排列着，车间宽敞明亮，只有不多的女工在当班，看到他们一行也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不认识啊。

    当然了，经常来视察的海口市委代书记张蕾还是认得的，只是她多次要求工人不要影响工作，也不要搞什么欢迎仪式之类的活动，久而久之就成了定例。

    这一次她接待的是纺织工业部组织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代表团，团长由副部长张琴秋担任，同行者有上海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铨、吴昆生等人，被称为上海纺纱大王的荣宗铨自诩见多识广了，当年为了采购洋人的机器，也曾出国考察，欧美都走了个遍，西方发达的绵纺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工业革命的象征，机器纺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先行者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国内的传统织坊，洋布大行其道，那是比鸦片还要赚钱的生意。

    以荣氏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在上海等地大力开展纺纱厂，让华夏的纺织工业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民族优势产业之一，与正在扩张中的日本纺纱业产生了冲突，抗战当中，受到打击最大的就是上海的各大纱厂，他们不是被战火摧毁就是被日军强行接管，我军解放上海之后，接收最多的日伪产业就是纱厂，大大小小上百家之多，占了当时华夏纱厂总数的一多半。

    这个时代的纱厂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纺织女工，千把人的厂子比比皆是，上万人的大厂也屡见不鲜，上海纺纱女工曾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过多次大罢工，是我党很早就开展地下运动的一个群众集体。

    曾经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张琴秋看到眼前的一切，不禁感慨道：“要是我们以后的纱厂都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女工们可太幸福了，你不知道，她们每天要工作多久，干的活儿有多累，本地人都不愿意做，外地的也很难招到人，洋人的纱厂更是大量使用包身工和童工，压榨她们的劳动获得高利润，她们住在鸽子笼一样大小的屋子里，简直像是牢房，吃得也是粗使杂粮，每年都有不少人病死，上海解放以后，很多女工被救出来的时候都瘦得不成人形，她们现在翻身做了工厂的主人，干劲可足了，就是工作环境依然没什么变化。”

    荣宗铨坦白道：“其实民营厂也有很多包身工，不如此无法与日资厂抗衡，他们的生产成本太低了，当然那是不对的，现在已经全数解放，都是国家的工人。”

    吴昆生对产量更感兴趣：“不知道这是多少锭的机器，一天能产几何？”

    “我们目前看到的10万锭的中型绵纱厂，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高档布坯1.98万吨，直接产生1500个工作岗位，包括管理岗和技术岗，间接解决约8000个工作岗位，包括三产、技校、工会、服务社、小学、幼儿园、零售行业等等，我们有详细的项目计划书，一旦通过立项，马上就可以开始技术培训，管理人员的招募和培训，厂区设计和土方工程等前期准备工作，正常施工周期半年，设备安装到投产不超过10个月，机器定购需要排期，现在国家计委类似的纺织厂就有20多个，我们的产能很难满足需求，只能让国家统一来安排。”

    代表团中的民营资本家们惊呆了，张蕾一脸的谦虚，说得轻轻松松，疏不知，旧上海最盛的时候，一共拥有纱锭243万多（1949年数据），占全国的47%强，但是整体产量呢，只有区区2万吨，而且质量参差不齐，也就是说，旧上海以24倍的钞锭，百倍工人数量，只产出了差不多的粗布量！

    全华夏的总产量，也就两间张蕾口中所说的中型绵纱厂而已！

    这样的厂，共产党十个月就能完成从平整地皮到工人培训、机器生产、安装、投产的全过程，他们突然无比庆幸，如果没有积极地主动地要求公私合营，现在他们这些所谓的“绵纱大王”，将和从租界大楼上跳下来的米商一样，成为新社会的垫脚石，新华夏的车轮滚滚，碾过他们这些老式的过气的资本家，远远地站在了时代的前头。

    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吴昆生暗暗在心里算了一下，这里的机器不仅转得快，而且跑得稳，断头率之低是最容易看到的指标，几乎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这哪里是在产布啊，简直就是在生产钞票好不啦。

    更不必说，21支、32支、乃至上百支的精梳高支纱就这样一卷卷地生产出来，送到服装产业园的各个服装工厂